编者按：49年之前的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美两国签订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而如今，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种种倒退之后，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于中美关系，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定义的——“目前两国没必要发生冲突，但有非常大的可能会产生激烈的竞争”。
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会呈现何种特点，是否会在某一方面有将“竞争”上升为“冲突”的可能性？作为百年来最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将对世界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百通社专访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主编王逸舟，对此进行解读。
百通社：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与特朗普时代有何不同？
王逸舟：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确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比过去一段时间有了更大的希望。
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急剧下滑，就我自己的判断，达到了中美建交40多年来最差的地步。
而且特朗普还不断出“幺蛾子”。中美关系不光是差，他还不断地搅局。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罕见的，也证明了上一任美国总统的这种不理智、“疯癫”的状态。
拜登是个稳健派，求稳为上，他的团队、助理也都是些富有经验的内政外交领域曾经的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方的对华政策，相对过去而言，要稳健得多。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信号。
中美领导人通话后，两国已经开展了医疗合作。此外，学术界的交流也在增加，现在也有很多研讨会。
另外，像旅游、贸易等很多部门间的交往，也都可能恢复，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可以期待的。
但我想强调另外一点——特朗普时代留下很重要的遗产，就是把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在很长时间将被看作美国主要的竞争者。
不管有没有特朗普，这个遗产都在那里。
我注意到，美方的政治精英、军方情报部门、国会、白宫的一些重要官员，对华都表达了强硬的信息。
他们把中国作为美国主要的一个对手，这一点不能低估。
不过，拜登治下的美国，对华不是采取“乱打”的方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中长期更为稳健的态度。所以，和特朗普时代相比，有一种看上去的“不对等”。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恢复到常态合作为主，要管控矛盾分歧，而美方强调对华要更强硬，不是那种乱来的强硬，但是要定规则、要竞争，这说明，中美两国相对的实力变化，这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变。
美方虽然绝对实力超群，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大国比不上的，但美国的相对实力，这些年来正在衰败，它的全球地位是在下降的。
而中国，是在相对上升的大国中间，上升最快的。
美方感觉到中国最有可能损害，或者颠覆美国的统治地位。它这个判断，对中国、美国力量对比的判断，导致了美方现在比较焦虑。
我们自己觉得，老百姓觉得，美国还是那么强大，美国航母那么大，美国技术那么发达，但是美国人的心态是比较焦虑的。
而中国，虽然我们比美国要弱一些，但中国是往上走的态势，所以我们的心态相对而言比较平稳，我们希望保持这种中美关系的稳健，这也反映出背后实力结构的变化。
百通社：中美关系是否会在某一方面，有将“竞争”上升为“冲突”的可能性？
王逸舟：未来中美关系，我们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是说它会不会再出一些让我们感到很不爽的激烈政策？这个不排除。
比方说，在高科技领域，在军工领域，在某些特殊的材料、芯片等方面，美方对中国的审查和“卡脖子”行为，可能会增加。
我们过去一些军工领域，或者是涉及高科技的领域，对美交流恐怕再也难现过去那种顺畅，这个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更别说还会出现意外，比如说在南海、在其他地方出现一些碰撞，出现双方不一定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些重大事故。
不过，第一，双方都有管控危机的一些预案和准备；第二，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未来还是看自身。
就是说，如果国内内部发展不成了，比如，美国内部的疫情完全收拾不了、内部的组织矛盾大爆发，或者它的经济衰败了，那你外交上没有任何对决，它也可能就完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就完了。
中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往上的态势，外部的危机，哪怕是美国在中国周边搅局，在我们的台海、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上“找茬”，我觉得顶多是给我们“呛口水”、施加干扰，但根本上，不会扭转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有这种判断以后，我们对中美关系就要抱着一种更大的平常心，更加长远的、沉稳的态度。中美会有竞争，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但我们要尽可能地稳住——该合作的事情要做到，该管控的危机要做好准备。
百通社：以疫情为界，将世界关系划分为“疫情之前的国际秩序”和“疫情之后的国际秩序”，是否合理？
王逸舟：关于“疫情后时代”“疫情前时代”，确实国内外都有各种讨论和说法，好像是从此以后跟从此以前截然不同。
我觉得是相对的。
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全球的产业链、社会生活，包括人心，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造成的损害现在还很难估量。
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疫情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消失，所以这种重大事件确实具有深刻的影响，可能会被记入史册。
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疫情后的大环境和自身的发展战略，会有不同于过去的设计。
因此，讲到“疫情后时代”，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这个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了。因为我们看，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比方说9·11，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很多人说“911后的时代”跟“911前的时代”相比，世界就不同了。
而冷战结束、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终结了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当时也说是“后两极时代”，那也有道理。当时全世界的版图，前苏联阵营的瓦解，确实带来了巨大的长久冲击波。
二战结束，1945年以后联合国诞生，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希特勒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被击溃，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对全球具有冲击的事件吗？
这里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疫情后时代”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我们放到全球历史上看，它只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浪花。
疫情确实需要我们注意，而且会引起各国的变化，引起全球重大事务的一些调整。但它不是唯一的，它也不会是永远持续的。
将来再过若干年，说不定出现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会让它变成历史了，就如同，冷战变成了历史，9·11变成了历史，二战变成了历史……
疫情后的世界也会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层面了。
目前，我们还处在疫情时代，所以我们说它重要，说它会改变人类的走向，改变各国未来的大战略。
但对此也不要过分高估，该做什么事情还要继续做。
百通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王逸舟：对中国来说，不管疫情下一步怎么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复工复产这一步，疫情控制也很有效。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把国内该推进的改革、发展，包括新的治国理念、新的发展格局、已经开局的“十四五”规划，把它做好。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很多国家现在还在苦苦挣扎，还没摆脱疫情，特别是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甚至没有充足的医疗手段，没有足够的药品，更别说疫苗。
中国还是要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帮助，我们现在已经给50多个国家提供了疫苗，但是远远不够。同时，我也不相信中国能够以一己之力独撑天下，好像所有国家如果没有疫苗了，都靠中国来提供，那样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对于疫苗，未来全球的缺口还会扩大，包括美国辉瑞，包括德国、英国、以色列、韩国、印度都开始研发，都有自己的疫苗，所以我们还是要推动各国共同抗疫，共同提供疫苗和其它的医疗物资。
而且我们应当和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加以协调，因为那样才知道哪些地方最需要疫苗，哪些地方最缺乏生产疫苗的能力，给哪些地方提供属于“雪中送炭”，给哪些地方提供属于“锦上添花”。
什么叫“锦上添花”？我注意到，现在全球95%以上的疫苗，集中在10个国家。换句话说，大多数国家现在没有足够的疫苗，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未来还会有疫情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也不可能去拯救全人类，我们还是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发挥多边主义的精神，倡导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在疫苗合作方面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有所协调，共同推进人类早日摆脱这场瘟疫，让国际社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采访 | 张晶 编辑 | 张雪松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