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021年2月28日面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解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中国的精准扶贫工程还是在于一种依托国家能力对贫困人口进行整体性发展赋能的举措，其关键在于将资源、人力、资本投入中国社会过去处于底层位置的人口、社区，以这种部分反市场的方式重新整合这些处于底层被遗忘的人口，以此活血化淤，让中国内部经济运转更为顺畅。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市场机制引入并且可控的结果。市场机制下，中国凭借内部资源要素的流通，以及占据全球分工中游部分，以及配合相关的国家控制获取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宝贵的资本积累。而且与西方国家进行对外扩张和殖民不同，中国是在没有进行扩张殖民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中国自身的体量、整合这种巨型体量的国家机制以及新自由主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种发展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市场机制下经济行为的核心是追逐利润，这种对于个体而言无可厚非的动机在整体上会造成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对于穷人、贫困地区而言，资本不会选择进入，因为这里无利可图，资本也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因为这里无利可图。市场机制具有的现状偏好容易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怪圈，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此时如果没有强国家行政命令的调控，贫困地区最终仍然没有出路，只会被富裕地区彻底吸干资源，而中国的富裕地区也完全可能在自由市场的配置下被发达国家吸干。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所具有的潜能也会因“不经济”而被资本浪费和遗忘。在10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也诱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因此，此次扶贫是一种反市场的发展策略，资本不会前往西北戈壁、西南山区、青藏牧区，更不会在那里修路建网，这需要国家用行政命令调动来完成。我们看到，精准扶贫中基础设施建设、对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授人以渔，这种投入绝非是一种完成指标的操作，而是一种聚焦于长期生产性的发展机制。经过近年来的大力扶贫，有研究团队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了明确的下降。
那么反市场就是目标吗？个人认为也不是，因为贫困地区的诸多特点仍然不会变，城镇化也仍然是大趋势，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长期来看会有很严重的效率问题并且容易僵化。最终的落脚点应当仍然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赋予这些贫困人口以资本，使其在接下来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具有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据此，贫困地区的人口脱贫也将成为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扩大内需、增加社会活力方面将带来长远的影响，也可以让中国的发展拥有更强悍的坚实基础，他们也很可能是国内最后一批被整合进入全国市场的人群。同样的，在城镇化浪潮中经过精准扶贫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乡村乃至小城镇会自然消失，但如果没有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这一过程将变得非常残酷。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这也可以理解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伦理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发展的成果被更大范围的分享，那么这就说明在结果上中国的执政团队满足了中国政治传统所要求的伦理道德，是一种德治和善治。扶贫济困本身源于中国历史赋予的成熟政治伦理，同时也与源于欧洲的左翼思想相互结合，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正在中国生成。
而目前在西方国家处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无法理解这点的，强调自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作为必要的恶存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这种基于强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共生、用反市场实现市场化的政治实践很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在新自由主义出现危机的当下，西方其实也会逐步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变迁，不过这需要触及过去数十年内积累的庞大既得利益，因此这一周期注定是较为缓慢的、渐进的改进。在此之间，西方仍然有可能将持续发展的中国作为转嫁矛盾的对象，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关系很可能好不了，甚至完全可能变得更糟。他们会否认中国取得的成绩，将其视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很难看到中国本身的实践逻辑与其历史必要性。相关的国际话语争夺战将不断爆发，而其中很多争议不是“相互理解”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只要中国持续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的发展基础就将变得坚实可靠，这对于一个处于势头正劲的上升周期的国家而言，不论西方如何泼脏水、瓦解共识，中国都可以较为轻松地拥有充分的国内支持以抵挡住西方的观念进攻。只要自己做的对，西方的批判就更容易变成笑话。挡得住西方的进攻，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世界舞台中心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