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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手工”打造疫情数据,不愧是“工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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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校尉 2021-03-01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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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工匠精神”铸就了日本的发达;然而今天,“工匠精神”似乎正在促成日本的落后。

在智能化和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谁也想不到,日本的疫情数据竟然是“纯手工”打造的。

在2月17日的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一名在野党女议员向厚生劳动省提问,该机构是如何统计全国新冠患者确诊人数的。

厚生劳动省健康局长正林督章回答,每晚过了12时,厚生劳动省的外包公司会从47个都道府县官网上查找发布的疫情数据,用眼睛一一目视确认之后,再手动输入各地的病例数量,“用手算出”确诊患者人数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承认,从疫情至今,日本新冠疫情的数据统计一直都是手算,包括全国新冠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住院人数、新冠检测等等一系列信息,一直都是靠手工作业。

这条消息,把不少日本人都看懵了,“手算”操作惊呆了一众日本民众,迅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看各个自治体的官网,在纸上写○+○=几?”

“日本还在江户时代啊。”

“不会还在敲计算器吧?不会吧不会吧......”

“手算的话是不是得用算盘啊(笑)。”

一水相隔的我国吃瓜群众也被惊到了:合着非得放着新东西不用,舍近求远才叫“工匠精神”?

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李淼,在事后采访了厚生劳动省,对此事又进行了确认,负责的官员表示,绝非捏造,纯属事实。

因为各地的疫情数据都没有上报给政府,所以他们只能一一确认各地的数据,再一一输入电脑,再统计出全国的数据,然后进行正式的发布。

了解一圈以后乌鸦发现,日本人,对“手算”似乎真的情有独钟。

手算这种如此古老的计算方式,至今在日本很多领域都还非常普遍,比如说日本警察局。

统计犯罪数据时,用手算:

统计入室盗窃的手段,用手算:

统计各种犯罪行为,也统统都用手算:

除了厚生劳动省和警察局,日本很多行政机关甚至内阁基本也都用手算。

然而数据统计并不是日本这次疫情中唯一“复古”的领域,他们在新冠疫情数据的收集中使用的方法和设备,更是让人瞠目。

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东京都政府收集新冠患者数据,都是依靠一种元老级的通讯设备——传真机

东京新冠疫情对策总部有2台传真机,其实刚开始只有1台,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去年4月份才又购入一台。

这2台传真机每天负责接收来自东京都内31个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发生报告”。每张A4纸写有1名感染者信息,每天A4纸的张数,就代表当天公布的东京新增确诊人数。

传真机每天能处理的确诊信息是有限的,每台传真机每天处理报告的上限是150人,2台的上限就是300人。

也就是说,东京的确诊人数一旦超过300,传真机就统计不了了......

所以,很多人怀疑,之前东京每天报告新增病例数不超过300,是不是因为传真机最高就只能报出300......

除了设备落后,上报疫情信息的手续也异常繁杂

感染者的信息需要层层传送,首先要从医疗部门传真到保健所,再从保健所传真到都道府县,最后再从都道府县传递到厚生劳动省。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还得一一打电话询问感染者的情况,用以分析感染路径。

由于流程繁琐,在东京都,一个确诊病例从检测到报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所以日本的疫情数据更新不及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样磨人的统计方式,连很多医院也忍不住吐槽。KARADA诊所院长佐藤昭裕说:“写得潦草点的时候,有的字对方就认不出来,而且传真过去,写的字也会变淡,这种时候保健所就会打电话回来确诊填写的内容,这个很浪费时间。”

不光浪费时间,准确性也很难保证。

由于传真机传送过程不畅,期间造成了大量的统计重复或缺漏。东京都政府承认,2020年11月18日至今年1月31日,东京18个保健所共漏报了838例确诊病例。

如此种种,都让很多人惊诧:这确定是发生在日本吗?堂堂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疫情统计系统?

不过这倒是冤枉他们了。

说到疫情统计系统,日本其实还真有一个

疫情爆发以后,日本花了12亿日元巨资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疫情统计系统,叫HER-SYS,但基本上就没啥卵用。

(厚生劳动省官网)

这个系统自去年5月份就开始在全国推广,但据厚生劳动省官员反映,因为很多医院觉得系统不完善,且数据输入过于繁琐,根本没有大范围投入使用。

???电脑操作能比手算和传真还要麻烦?这得是什么天才设计出的这系统啊……

除了落后的统计方式,日本发放补助金的方式也古老的一匹。

去年4月份,安倍在位时,下令给全体国民,包括在日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约6500元人民币)的疫情补助金

这10万补助金,有两种申请方法,分别是线上申请线下邮寄

线下邮寄的话,需要政府先给各户寄申请表,申请人填完内容后回寄,等政府审核。

因为申领的人特别多,寄来寄去很麻烦又耗时,还很容易寄丢,很多人都觉得上网申请更简单快捷。

但是真正上手操作起来才知道,线上申请那才真叫一个麻烦。

线上申请需要要用到身份证,日本人称之为My number卡,但日本的身份证并不普及,全国大概也就只有15%的人才有,为了快点拿到钱,一大群人又跑到政府办My number卡。

但是办这个卡从申请到拿到卡本身就需要一个月时间,很多专程跑去办卡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到当场暴走。

那些持有My number卡的人,有一部分因为忘了最初设置的密码又跑去办重置。

就算所有都弄好了,到了网上申请的最后一步,繁杂的线上申请手续也令很多疏于电子操作的日本人望而却步。

最终,由于网上申请资料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市政府最终停止了网上申请的通道,很多人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线下邮寄的方式来领取这笔补助金。

日本有1.26亿人口,加上320万外国人,每个人都要寄一份申请资料,所花费的人工费,就浪费了上百亿日元。

假如日本政府已经实现了国民管理的电子化,那么这次10万日元的补助金,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信息资料,分分钟汇入每一位国民的个人或家庭账号,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折。

但日本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落下太多了。

自IT革命伊始,日本就慢了半拍。

很难想象,在IT概念被炒得火热的千禧年,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就是那位最近不断“摊上事”的东京奥组委“前”主席)却还不知道什么是IT,在公开场合还大闹乌龙,将“IT革命”说成“它(英文it)革命”

尽管日本在20年前就提出数字改革,但现在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和个人,都仍在围着纸质文件打转。

“数字化转型”在日本面临的首座大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

人们常说,韩国人一生无法回避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而在日本,这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印章。只要是生活在日本,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印章。

日本的印章,是古时由中国传入的,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权威的象征。

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押印”制度,印章开始被民众广泛使用。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与沉淀,印章,已经成为日本人证明个人身份的必备工具。

日本的印章制度分两种,“实印”“认印”

实印是向政府登记的个人印章,公证、不动产买卖、签约、设立公司、领取保险金都需盖实印。

实印通常刻制着持有人的汉字全名,以区别其他个人印章,以保持其唯一性。

而认印上通常只有汉字姓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收发快递、公司内部确认文件等非正式用途。

在企业活动中,签订合同、商业交易、行政审批……通通都要盖上个人印章,以确认谁经手、查看以及审批了文件。

并且,盖章的手法还另有说法,要时时注意有关“角度”的礼仪规范。

如果一张表格上有好几处需要盖章的话,地位低的人应该倾斜着盖章,就像鞠躬一样表示对位高者的尊敬。

地位越低,倾斜角度越大,为了准确盖章,有些职员甚至会准备量角器……

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其实早就出现了可以取代物理盖章的方法,比如说电子签名

但很多保守的日本人拒绝拥抱科技,选择延续这种固有的习惯和文化。

然而,正是因为这枚小小的印章,给疫情中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疫情发生后,虽说很多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到办公室上班,并且提倡在家办公,但是很多员工还是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回到公司工作,因为有些文件必须要提交纸质版并加盖个人印章......

不得不说,印章是日本数字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同时还有日本强盛的纸文化

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纸质文件,文件批准只认公章,年轻官员抱着文件到处找上级领导签字盖章的情景,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有人曾经评价,日本是依附在纸上的国家,纸于日本人之重要,就如葡萄酒于法国人一样。

当世界进入数字化的“无纸时代”,日本的商业社会,却仍然信奉着“白纸黑字,盖印确认”这一套流程。

这就导致,除了银行、邮局、保险公司等少数机构,日本大部分的经济实体都在大量使用传真机。

日本数字化水平落后,跟日本的“印章文化”,“纸文化”以及“传真机文化”显然脱不了关系,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自去年9月起,菅义伟新政府宣布推行数字化,由中央政府机关带头号召企业进行“电子化办公”。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也准备在这方面大展拳脚——第一步是宣传废除印章,第二步是宣布废除传真机

不过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现在约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企业的传真机使用率更高达90%以上,政府的“改革”毫无推动力,真的改不动。

日本政府这次推进电子化、废除传真机的操作,已经引发一场攻防战,遭到了大批民众的联手“抵制”。

冲在最前线的是中老年人,因为他们不怎么用电子邮箱,只相信纸面传递的信息,传真机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赖的沟通用具。

日本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接近三成,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改革自然会遭遇极大的阻力。

首先第一关就卡在了政府内部层面。

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党就开始推进电子化办公,但因年龄偏大的“资深”国会议员们不肯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弃。

自民党推行电子化办公之后,文字资料换成了平板电脑。高龄议员由于不太懂平板电脑的操作,常常用手指头戳来戳去,就差边舔手指边在屏幕上滑动了。

一会儿页面翻丢了,一会儿阅读速度跟不上,一个个叫苦连天,抱怨操作困难,最终有些只得作罢。

不光政府层面,企业方面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日本的企业制度其实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与互联网生态的格格不入。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被不少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日本“工匠精神”,这种所谓的“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数字化落后的重要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

兢兢业业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确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样造成了企业的自我路线束缚和企业内部僵化的处事思维。

当年成为产业立足之本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时代已然脱节

百年老店的垂而不死,新兴产业的缺失,创业氛围的稀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不无相关。

互联网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经济模式和体制的改革商业策略创新劳动分工流转等等等等,但日本工匠精神从根儿上就是与这点相悖的

日本的社会分工已经固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长期以来,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实际上的论资排辈制)。

在这种用人制度下,员工一旦进入某家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不严重违反内部规章制度,就没有失业之忧。

但如果职工辞职重新就业,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从头开始,工资待遇不升反降,所以,日本企业的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辞职,企业也不轻易裁人。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时间越长,熟练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工资就越高,与之相伴的是,在体制内越来越固化,越来越缺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去导入新的技术和机制,反而是热衷钻研固有的那一套东西,“精益求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

日本企业通常实行层级分明,管理严苛的企业制度,说白了还是上个时代的那一套,显然不适合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创新理念。

其实当年,终身雇佣制在二战结束后,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对日本经济腾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趋势的变化,终身雇佣制已经成为日本信息技术发展的障碍。

在“电气化”时代,日本曾领先全球,日企的技术研发、人力管理等等方面都完美适配“电气化”技术条件,但要推进“数字化”,再固着于这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数字化时代,日本要真想从这样的“先发陷阱”里跳出来,他们那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工匠精神”,恐怕要先放一放。


参考资料:

车维汉:日本信息技术落后于美国的制度分析及启示
日本通:因为要发10万日元补助金,日本人最近有点不开心
梅岩:“数字厅”来了,日本数字化能否“跑”起来?
环球时报:电子化改革迈不动步 日本老了吗?
徐静波:日本社会IT化到底有多落后?
西北新闻:为什么居家办公的日本人还得天天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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