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备受瞩目。
长江及长江沿线经济带，对我国来说有多重要？为什么有了《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还要出台单独的《长江保护法》？未来长江保护面临哪些挑战？就此，新京报记者对话了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金沙江畔。受访者供图
全国超过40%的污水排入长江
新京报：长江及长江沿线经济带，对于我国来说有多重要？
马军：一组数据就能直观地体现，长江经济带覆盖9个省2个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4%。2019年，长江经济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8万亿元，同比增长6.9%，占全国经济总量提升至46.2%，对中国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和潜能进一步释放。
能实现这样的成绩，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比如横跨东中西三个板块，市场需求集中；流域水资源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占据56%的内行航运里程；串起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新兴工业产业比重占全国的50%以上等。
新京报：最近几年，长江生态环境遭到透支，习近平总书记曾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就你了解，情况有多严重？
马军：长江经济带GDP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超过40%，与之对应的，全国超过40%的污水也排到了长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给长江治病之后，生态环境部门下大力气改善，情况有相当的好转。
但是，长江毕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河流，年均水资源总量达9960亿立方米，整体污染的负荷依然突出，长江出海口，也就是东海的污染情况尤甚。过度的水电开发和捕捞，也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创。
一个惨痛的后果是，水生生物大量灭绝。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江流域的动物种群规模已经下降了90%以上，中国特有的小型淡水鲸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长江白鲟也已灭绝。
这还只是可见的污染。不可见的污染是什么？是长江沿岸布局密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园 区，这些园区每天都有大量的有毒有害化学品吞吐，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生应急事件，但年复一年的积累，是极大的隐患。
新京报：我国已经有《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为什么还要出台单独的《长江保护法》？
马军：如果这些水污染治理法规真的落实到位了，长江就不会出现上述严重的问题。长江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承载了我们的后续发展，如此至关重要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耐心等待现有法规生效，单独的保护立法迫在眉睫。
而且，单独立法也能更有针对性、更系统性地推动长江保护，关注长江流域的突出问题，这是一般性立法不能比拟的。
2021年1月3日，江苏海事执法船在长江南京段开展“十年禁渔”执法巡航。图/IC photo
流域生态补偿可尝试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
新京报：你认为《长江保护法》有哪些亮点？
马军：《长江保护法》强调，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意味着，未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会上升到压倒性位置。
具体到条文，首先是强化了既有法规的一些要求，而且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在资源保护方面赋予了地方更多权利，同时提出解决长江的一些特有的问题，比如严格控制总磷排放、加强水上危险货物运输管理、修复水库消落带、控制生态流量等，尤其是提出10年禁渔，这在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新京报：《长江保护法》提出，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相关地方要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为什么长江流域保护要特别强调协作和统筹？
马军：长江流经9省2市，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协调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举例来说，现在沿江很多工业园，是把取水口放在上游，排水口放在下游，对于单个城市来说，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城市发展，沿江很多城市已经连成了一片，A市的下游可能是B市的上游，B市的下游又可能是C市的上游，污染就会层层累加、扩散。
所以统筹协调长江保护，才是解决办法。
新京报：《长江保护法》鼓励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但长期以来，生态补偿应该由谁来补、补多少、怎么补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你认为该如何解决？
马军：生态补偿在我国已经有很好的实践先例，比如京冀签订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浙江和安徽关于新安江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不过在相对大一点的流域，补偿机制的落实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生态补偿还是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我认为，其实可以运用市场化方式来保障。一些长江上游的生态资源，在开采或加工时，会给当地造成很严重的环境破坏，但带来的收益很低。
今后，这种定价机制是不是可以调整，就是把开发成本给囊括进去，抬高资源定价，尤其不能人为压价。
这里有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稀土开采。稀土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极度稀缺的资源，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都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去出售和出口稀土，而给开采地区留下的是，非常严重的生态损害，应当引以为戒。
长江沿岸数以万计的排污口位置 应该向社会公开
新京报：此前一些媒体报道，长江保护还存在消极执法、钻法规空子等诸多问题，比如明确严打非法捕鱼乱象，但还是有一些人打着休闲垂钓的幌子，从事多竿多钩、盈利性垂钓的情况。在你看来，基层应该如何加强执法？
马军：要切实强化执法，一方面要加强经费支出和人员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运用更多新的信息化技术，比如无人机、卫星遥感、地面自动检测、人车走航监测等。
这里面具体地讲，刚才提到的自动监测是一种创新设备，现在长江沿岸很多涉水企业都安装了这个设备，要让这些设备真正起效，就需要充分的信息公开。但目前来看，很多省份这方面的自动监测数据非常不稳定，也不够公开，未来应该作为重点去改善。
另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之后，我们把长江数以万计的沿江排污口都给梳理出来了，这些排污口的位置也应该向社会公开，因为现在公众参与的热情很高，信息充分公开后，就有无数双眼睛可以协助监督。像之前一些地方治理黑臭河，就公布了公众举报的微信平台，得到了大量的反馈。
新京报：你认为，未来长江流域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马军：简单来说，就是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因为实践中涉及了巨大的利益。比如说，治理污染不可避免地要关停、迁走重工业园区，但有些园区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此前都投入了巨资，管控怎么才能落实？换句话说，《长江保护法》能否真正遏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方式？
另外，《长江保护法》明确不搞大开发，实际上该开发的也开发得差不多了，接近尾声了，不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可能还要去金沙江上游进一步开发水电，这会不会对环境造成新一轮破坏？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中上游的水库群和下游地区如何统筹调度，湖泊和湿地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都不是容易的工作。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