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执笔，详尽介绍和解读贾樟柯作品的重要著作《贾樟柯的世界》。内容涵盖多篇第一手访谈，涉及童年、工作、拍摄及合作者采访。另有主要作品的分析与评论，并收录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的演讲全文。影迷与读者将能从多元的角度观看贾樟柯的创作“世界”。
《贾樟柯的世界》
（法）让－米歇尔•付东 著 孔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贾樟柯的电影观众和读者或许已经从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以及著作《贾想I》《贾想II》对贾导有广泛的了解，但国内从未有过关于其电影的影评专著。让–米歇尔•付东执笔的《贾樟柯的世界》，详尽介绍和解读贾樟柯作品。
国际知名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2003至2009年担任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主编，和中国电影有长时间的渊源，曾发表关于侯孝贤的影评，并著有《杨德昌的电影世界》等。多年来他持续关注华人新锐导演，以具有影响力的影评和推介将华人导演及其作品放入国际影坛的视野。
付东在本书中以专业角度详细分析贾樟柯自1995年拍摄的首部故事片《小山回家》到2015年的《山河故人》等十多部故事片与纪录片，并有百余幅剧照与工作照，让新老观众对其电影美学有更全面的理解。
付东自2009年开始与圣保罗电影节创始人莱昂·卡科夫计划拍摄一部贾樟柯的记录以及专著：“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贾樟柯占据了既重要又难以定义的位置，因为这位1970 年代出生的导演的创作还远未结束。从1995 年的《小山回家》到2015 年的《山河故人》，他拍摄了十一部长片和同样多的短片，向我们展示了多样的灵感、技巧和风格，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未来几十年他丰富的创作还将继续，并且焕然一新。即使只考虑已完成的作品，他的重要性也应该在多种不同的参照背景下受到重视：中国和21 世纪初中国电影的现状、当代电影在全球范围的演变、中国电影或者说华语电影的悠久历史，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电影。”
2013年，付东与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及拍摄组来到贾樟柯的家乡一路采访，多方面谈及他的童年时期、成长经历、创作发端、拍摄历程、电影理念。并采访其合作者演员赵涛、摄影师余力为等。
全书首版在巴西出版、后又在法国出版，中文版为首次呈现，影迷与读者将能从多元的角度观看贾樟柯的创作“世界”。
摘读：《访谈》
当时，你还不知道最终要通过电影来讲述这些故事，但电影已经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是的，一直是这样。我小时候，汾阳有四家电影院，现在就剩一家了，但是一座大型影城，甚至有巨幕影厅和卡拉OK，与我了解的电影院大相径庭。当年的电影院在1990 年代逐渐关闭， 人们更喜欢看电视，放映的电影失去了吸引力。一座电影院改成了超市，另一座成了家居市场，第三座成了仓库……那座大型影城是全新的，2011 年兴建。我童年时，每个周末，一家人都会去电影院，这是县城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看的第一部电影《平原游击队》1，黑白片，讲的是二战期间游击队长抗日的故事。我对第一幕印象特别深：军官骑着一匹白马，手持双枪， 闯过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村庄，他一边骑马一边朝敌人开枪，惊险刺激！我在座位上一边跳一边喊，父亲叫我安静点，别打扰别人。这就是我对电影的最初记忆。1970年代末，人们只能看这类电影，战争英雄的事迹，游击队的故事，革命电影。还有改编成电影、当时仍在放映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和《白毛女》。国家经济刚刚开放，还能看到“文革”前引进的外国电影。就这样，我看了《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十一点钟》1，南斯拉夫的许多电影例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最后的桥》2。还有印度电影，特别是宝莱坞的音乐喜剧片。有一部影片我们特别喜欢，就是《流浪者》3。讲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他是法官的私生子，不得不在大街上讨生活，沦为小偷。我们还喜欢这部影片的插曲，也叫《流浪者》。在《站台》里，尹瑞娟去看电影，她父亲把她叫出来，看的就是这部电影。
接着，你又看了一些不同的电影。
1949年之前的电影渐渐公开放映，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让我们看到旧上海的样子。从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影院公映的电影片目真正丰富起来，每三四天就出新电影。其中有我们称为“伤痕文学”的电影，有对“文革”反思的表达。记得母亲陪我看过一部《枫》，当时年纪太小，实在看不懂，但在我眼中，这部根据郑义2 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影片是唯一一部准确表现“文革”的暴力，包括红卫兵不同派系间冲突的电影。郑义是北京人，把故事设置在了北京，但他曾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再教育，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把他看作山西作家。
你是否也开始接触到当时从外面引进的娱乐电影？
要等到1984—1985 年，才看到第一批香港娱乐电影。让我们为之疯狂的是《少林寺》，李连杰的第一部电影3。看了之后，我和伙伴们都想学功夫，成为武术大师！我机缘巧合练了一点，因为“奶妈”的二儿子有一身好功夫，他曾在汾阳一位太极名家那里学过武艺。但大部分娱乐电影，都不是进电影院看的。1984—1985 年，我还在上初中，录像厅开始遍地开花。里面有一些桌子，放着电视机和录像机，人们在那儿看录像带，尤其是从香港和台湾地区有组织地运进来的。我就是在那儿，发现了迷人的武侠世界。看了大量武侠片，各种功夫片，还有黑帮电影，特别是胡金铨、张彻、吴宇森和徐克的影片。还有许鞍华1早期电影。有时，一堆武侠片里还混着一部色情片。这让我们激动得要命！全场一片寂静，被画面吸引。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色情片。一天，录像厅老板说：“今天，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我们全都以为他有了一部新的色情片，实际上，他给我们放了一部计划生育动画宣传片！大伙都很失望。《站台》里有一幕，王宏伟和双胞胎姐妹看性教育动画片，正是来自这次经历。
作为观众，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震动最大的电影一定是1980年代末看的吴天明的《老井》2。这部影片与众不同。我在银幕上重温了熟悉的贫困。张艺谋主演，演得好极了。但激发我当导演的并不是这部电影。我离开汾阳到太原学画，有机会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1984年的片子，我晚了快十年才看。从那以后，我决定干这一行。这件事， 我说过很多次……
去电影院不光能看电影，还是一项集体活动……
当然，而且很多电影院还是恋爱场所，这跟录像厅不一样， 在录像厅只能看屏幕。在电影放映厅里，大人们很谨慎，他们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进来，等电影开始，才彼此靠近，牵起手来。不过， 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小心谨慎。电影放映厅的确是很多爱情故事开始的地方。也是和别人较量的方式。记得看完刘家良的《少林三十六房》1，我们在街上找同龄人打群架。有时候，两帮男孩子在影片里找个冲突的借口，甚至在电影院打起来。就好像打架有某种性的成分。打架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不打不相识。有时，打完成了仇人，有时，反倒亲近了，成了朋友。
定居北京改变了你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完全不一样了。幸运的是，有王宏伟。我们是高三时候认识的，在电影学院又遇上了，从1993年开始一起上课。上的是电影理论课。第二年，我们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核心成员是王宏伟、顾峥和我，偶尔还有其他系的学生。一开始，像闹着玩的游戏。在电影学院，我们有十多个朋友，都喜欢当代电影。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弄到片子。成立这个小组主要是为了交换录像带。比如，1993年还是1994年，有人找到了简·坎皮恩的《钢琴课》，其他人没看过，传着看。几天后，又有人找到安东尼奥尼的《奇遇》，我们一起看。过了一阵子，有人认识了一个台湾学生，他有帕索里尼的片子，我们就看了帕索里尼。就像一个电影爱好者小组。
也正是和这些朋友一起，你拍了第一批短片。是什么原因推动你这么做的？
当时，除了在北京电影学院定期观看外国影片1，我们每周还放映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学校和北京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有协议，经常把刚拍完的电影借给学校，放映给学生看。这些电影还没有公映，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我们有特权。问题是这些影片没有反映我们的生活。主要有两类影片。一类是娱乐电影， 大部分是动作片，称为“功夫片”，警察和武术在一个传奇世界的混合体。我并不反感，大家都知道是虚构的故事，有些还挺有趣。另一类标榜现实主义，表现的却是过滤的或变形的现实。比如，每年都看到这类影片：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到山村支教，那里闭塞、贫困、落后，但村民非常热情。大学生被朴实的民风所感染，决定留下来当乡村小学教师……同样的故事，只是地点不同， 广州，山西，河南……这些看似描述真实生活的影片，恰恰没有真实性。它们不表现贫困，也不描写人们必须面对的困难。看似谈论现实的电影，其实是个骗局。看着这类电影，我心想，一定要拍我自己的电影。
来源丨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贾小飞
编辑丨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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