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加速现代化必然同时导致加速危机。
子女数量下降，离婚率上升，小家庭解体，社会高度个性化，这些都是现代化中常见的问题。根据美国批判理论家的观点，其背后的原因是商品生产对社会再生产的无休止的侵蚀。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围绕市场生产商品。然而，商品生产的背后是人类的再生产。显然，如果没有新生活的不断出现，就没有人不断地被培养成有劳动能力的社会工作者，市场上就不会有新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就无法进行。
因此，社会再生产是商品生产的第一个重要背景条件。社会再生产，很大程度上是靠家庭来完成的。但是，在确立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别之后，资本主义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将再生产领域和从事社会再生产的人边缘化。
在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伴随着福利的减少和更加自由的社会氛围。女性有更多的工作和教育机会。双收入家庭越来越多。
但此时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占据着女性在生育领域的全部贡献，即生育、养育子女、家务劳动等等。这种无偿占有最终必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的积极性。女性的独立自主只能通过不建立家庭和个人生活来实现。这导致了高离婚率、低生育率等一系列社会病态。
而发达国家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上却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即如果增加福利保障让女性回归家庭，只会进一步加剧旧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普遍实现自主的女性中并不会特别有效。要想保证现有劳动力的充分性和竞争力，就必须面对未来社会再生产的枯竭和社会的完全老龄化，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自由家庭固有的解体倾向。
我们在短时间内已经上了快速现代化的道路，自由主义消灭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倾向与中国特有的国情(如婚房观念、重视下一代教育、高房价、残酷的考试竞争)相结合，使得中国家庭解体来得更快、更激烈。
甚至可以说，我们面临的社会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出生率下降比现有发达国家更严重。更何况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参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可以说在家庭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在10年内失去了4700万新生儿。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在加速现代化中爆发的社会危机。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是中国国情的叠加。
从逻辑上讲，它背后体现的是现代社会难以解决的三重困境：市场化、社会保障、妇女解放。
当我们同时营销和保护家庭时(就像在福利社会一样)，结果就是女性地位的边缘化。
当我们的市场化和妇女解放同时进行时(像新自由主义)，结果就是家庭解体，社会再生产不可持续。
当我们的社会保障和妇女解放同时进行时，结果将是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活力的丧失。
如果我们还想要一切地完美继续下去，可能必须在现有的现代化道路之外，开辟一条新的、前所未有的道路。
这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