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在史学爱好者眼中不受待见？
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满汉异化；
二是文字狱；
三是闭关锁国。
满汉异化与闭关锁国我们平时聊得不少，所以今天着重来讲讲文字狱。
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发生过文字狱事件，其情节有轻有重，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统治者便意识到“文化”对封建统治的影响力。按理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压迫，古代文人理应知道闭紧嘴巴这个道理，偏偏封建社会发展至清朝，仍有许多文人有意无意地触皇帝老子的霉头，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汪景祺便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知道，雍正年间最受宠的大将军年羹尧风光无两，而汪景祺就是在年羹尧最受重用的时候投身其门下，成为年羹尧幕府的一份子。
汪景祺是如何得到年羹尧青睐的呢？
方法很简单，拍马屁。
汪景祺在致信年羹尧时极尽阿谀奉承之道，将年羹尧的功绩夸得天花乱坠，仿佛开天辟地以来只出了这么一位将才一样。
信件开篇就说道“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一类的字眼，到了后来更是离谱。郭子仪、裴度、李元昊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在这封信里通通成了陪衬，拿他们与年羹尧相比较，只不过都算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
然而这些还不算什么，最离谱的是汪景祺给年羹尧作的诗：
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
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
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
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
古往今来，有几人能配得上“千秋第一人”这一称号？敢把这个字眼用在奉承上，可见，这汪景祺绝不一般。
封建官场上，拍马屁绝对是一门“必修课”。汪景祺的马屁拍出了新意，拍出了质量，所以汪景祺在一众年羹尧的倾慕者中迅速脱颖而出。
年羹尧读完这封信后大喜过望，将其召入幕府中。汪景祺在年府中的地位，和古代小说中帮闲师爷差不多，名义上是给大将军出谋划策，实际上就是为了趋炎附势打秋风。
汪景祺拍马屁的功夫非常扎实，但他却不适合混官场，为何？因为他的嘴上没有把门的，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投靠年羹尧后没多久，汪景祺便给年羹尧上书一封，名曰《功臣不可为》，对年羹尧进行劝谏。
这封奏疏的内容大意是这样的：
古往今来功臣之所以难当，关键在于上位者。那些上位者既担心其他人谋反，又要扶持功臣去平叛。功臣平叛之后，反而会遭到上位者的猜忌，认为功臣既然有平叛的能力，也有造反的可能。功臣帮助主子平乱，定会获得一笔不菲的封赏，这笔意外之财往往会引来小人的嫉妒和恶意中伤。此外，若功臣居功自傲，在上位者面前直言死谏，又会被上位者认为是骄纵的表现，进而触怒龙颜。所以，功臣往往会“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不论立下何等汗马功劳，早晚也得落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汪景祺的这席话说得不无道理，可当时年羹尧的事业如日中天，所以围城中的年将军自然不会对汪景祺的话深以为然。到了后来年羹尧垮台，汪景祺也跟着一并吃瓜捞，倒了大霉。“年案”爆发之后，浙江巡抚福敏奉命查抄年府时，从府上抄出了一大批公文，其中，就包括汪景祺的上书。结果，一篇名为《西征随笔》的奏疏和前文中那篇《功臣不可为》触怒了雍正，为汪景祺招致了杀身之祸。
福敏向雍正的奏报中如实说道：“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
这部《西征随笔》，雍正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据说，雍正看完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龙颜大怒，据说一度将雍正帝气的吐血，对此雍正直呼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那么，这篇《西征随笔》里究竟有什么敏感的内容，竟使得当今圣上如此光火呢？
这就得从汪景祺的身世开始讲起了。
说起来，这举人汪景祺并不是草根出身，他的父亲曾担任户部侍郎，兄长亦在礼部任职，汪景祺算是“官二代”。只不过，汪景祺本人有些不争气，到了四十岁时才勉勉强强考中举人，前途十分惨淡。年龄与阅历逐渐磨平了汪景祺的棱角，所以他“渐知素昔之非，降心从人，折节下士”，投身年羹尧门下。来到年羹尧幕府后，汪景祺追随年将军四处游历，于西北写下这篇《西征随笔》，将其赠予年羹尧作为纪念。
估计年羹尧当时没有细读这篇文章，所以在获罪时未曾将其销毁，终究牵涉两人，酿成大祸。《西征随笔》里触怒雍正的部分有不少，其中便有妄议朝政的内容、对年羹尧歌功颂德的内容，还有拿先帝爷逗闷子的内容，说康熙爷“皇帝挥毫不值钱”云云。这些僭越的文字，最后都成了给汪景祺定罪的佐证。
为什么汪景祺会说康熙“挥毫不值钱”呢？
康熙南巡那一年，遇到一位叫杜诏的读书人，此人向康熙献了一首诗，获赐御书绫字，上书“云淡风轻近午天”。有个无锡的读书人听说之后，觉得康熙爷的题词有点浅薄，没有什么水平，于是，便作了一首诗来嘲讽，诗曰：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里引用了这首诗，但却没有说题诗的这个无锡人是何许人也，结果，盛怒的雍正干脆将这件事算在他的头上。且不说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汪景祺，即便汪景祺与此诗无关，他将这段诗引入《西征随笔》已经有讥讽的意思，不论放在哪个朝代这都是要掉脑袋的大罪。
更让雍正难以释怀的，是汪景祺妄议朝政。雍正上位以后，整顿吏治，彻查历年财政方面的亏空。因雍正没有此方面的经验，加上他为人刻薄，所以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声鹤唳，闹出了不少大乱子。汪景祺评价道：“诸臣承望风旨，搜根剔齿”，又说雍正的做法往往“辱及妇女，祸至儿孙”。除了点评之外，汪景祺还拿出不案例，如：山西某知县“卒于官，亏帑数百金”，在遭到清查时因畏罪而“两子皆惧罪亡命”。
上面这些罪行，已经够汪景祺掉个百八十次脑袋了，可这还不算完。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用开玩笑的口吻探讨了康熙及皇太后尊号的由来，这种大不敬之举，远比他为年羹尧歌功颂德、妄议朝政严重多了。而汪景祺对雍正的非议，则直接给他的人生判了死刑。
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圈子里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雍正”这个年号的由来是“雍亲王得位之正”。根据学者的考证，实际上“雍正”这一年号并无此意，实属有心人牵强附会。而历史上第一位对“雍正”年号牵强附会的，正是汪景祺。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提到，雍正的“正”字所指代的是“一止之象”，历朝历代带有“正”的年号都不是吉号。这可倒好，本来汪景祺的罪行只会祸及自身，这下连家人朋友也遭到连累。案发之后，汪景祺被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立即被押赴菜市口斩立决。
汪景祺的原配夫人被送往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其兄弟子侄均被革职，发配宁古塔。汪氏未出五服的族人，不论是现任官员还是候补者，一律革职查办，且终生管束在原籍不得出境。论起惩罚之严重，牵涉之广，汪景祺甚至比年羹尧还要严重。
下场最惨的，自然是汪景祺本人
在菜市口被斩首还不算完，他的脑袋被挂在通衢大道最显眼的地方，一挂就是十多年。直到雍正驾鹤归西，乾隆登基以后，左都御史孙国玺请奏乾隆，这才将汪景祺的脑袋摘下来就地掩埋（注意是掩埋不是安葬）。
至此，闹得沸沸扬扬的汪景祺案告一段落。
不过，虽说汪景祺已成了过去时，但文字狱才刚刚开了个头。比起雍正，乾隆可谓集历代文字狱之大成。乾隆上位后，总共审理了一百三十桩文字狱案，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一时之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令人唏嘘。
参考资料：
【《清雍正初年汪景祺《西征随笔》“逆书”案》、《读书堂西征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