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瑜伽——历史思维】在老版中小学课本里，曾经有几个著名历史坏人。80、90后可能都不知道，因为随着历史发展和教育需要，这些人物从教科书中消失了。他们是谁，到底有多坏？本期瑜伽特来扒一扒，对于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极有意义。（本篇3800多字，约需5分钟耐心阅读。新读者可在本篇头右上角加“关注”，以便及时收阅最新网文）
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立后，主要社会矛盾是必须与过去的旧社会决裂，破除一切压迫和束缚人民生活、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因素。只有深刻理解旧社会、理解新型社会主义，人民才能一心一意团结在执政党周围搞建设、谋发展。对于普通老百姓，哪里才有矛盾和最大阶级敌人呢？自然是绝大部分农民最了解、与老百姓农业生产和生活最相关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之一的“封建地主阶级”。
为了教育引导广大的农民阶级，必须要树立几个著名的反面典型，写到课本里、写到文艺作品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地主阶级的典型：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彭霸天等等。
黄世仁是谁？他是歌剧《白毛女》中无恶不作、强抢民女、逼死百姓的大地主。1945年延安鲁艺的贺敬之等作家，根据晋察冀边区 “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创作出这部作品。地主恶霸黄世仁用高利贷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其女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成了“白毛女”，直到八路军来到才重见天日。杨白劳是典型的、处于地主阶级长期压榨下尚未觉醒、向往着简单朴素美好生活的老农民形象，因黄世仁大年逼债和强抢女儿，被逼自杀。《白毛女》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周扒皮是谁？他原名周春富，是作家高玉宝老家辽宁瓦房店市黄店屯村的地主。周家在清朝初年“闯关东”从山东迁到辽宁，经过世代努力终于积攒出一点家业，包括约240亩土地，还有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杂货铺若干。作品《半夜鸡叫》中描写：不惜钻到鸡窝学公鸡打鸣，只是为了让家里长工早点起床干活，被压迫的长工愤愤不已，送他外号“周扒皮”。1947年当地进行土改，周扒皮被当作“阶级敌人”典型打死。
刘文彩是谁？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善经商。20年代时因其弟刘文辉担任川军旅长，刘氏官商勾结，强取豪夺，由小农小商一跃而起成四川甚至全国豪门。在川军地方军阀保护支持下，刘文彩担任了公私两面多个职务，创建“公益协进社”为名的四川袍哥组织，拥有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刘文彩在世时生活奢侈，有五房姨太太。其营建的刘氏庄园占地面积7万平米，规模庞大，奢侈豪华，现作为著名旅游景点，是典型川西民居和地主庄园博物馆）。在文革时期，庄园因其内设的新中国后现实主义泥塑群像代表作《收租院》，受到极大关注和轰动。1949年9月，随着解放四川的隆隆炮声， 63岁的刘文彩因肺结核病死成都，逃过了无产阶级专政。
南霸天则是著名芭蕾舞剧及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典型的反派地主恶霸，原型陈贵苑（一说是张鸿猷），海南琼海市博鳌镇乐城镇北门村人。南霸天在剧中是“本县土皇帝、民团总指挥、大地主”，集反面人物罪恶之大成：勾结官府、鱼肉百姓、霸占田产、横行乡里、拥兵自重、滥杀无辜、仇视革命、围剿红军...1931年6月南霸天趁红军主力离开苏区，集中全县民团窜犯苏区，结果中了埋伏，被娘子军活捉。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后执行枪决，被专政了。
彭霸天是电视剧《洪湖赤卫队》中无恶不作的洪湖地区彭家墩地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周逸群等以洪湖为中心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洪湖赤卫队，最终将勾结反动势力，组织“白极会”对抗赤卫队、恶贯满盈的彭霸天镇压，韩英亲手击毙了恶贯满盈的彭霸天。优美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的原词中曾有一段专门控诉彭霸天恶行，后来被删减了。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当年情况。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觉得当年太左，而80、90后很多又不太了解那段历史。即便今天重温剧作和亲自到旅游景点参观，也很难理解其中情况，觉得这些阶级斗争之下的虚构人物并非恶霸，而是艰苦创业、广作慈善的好人。更有甚至，还为黄世仁、刘文彩等辩白平反...本帖当然不是来讨论文艺的，而是来客观看待历史，探讨一下这些典型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和历史人物，到底能有多坏？让我们看看历史真相吧—
有记者曾去黄世仁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过详细调查。据说其产业起于其爷爷黄运全。这个老贫农省吃俭用买下十五亩薄田，惨淡经营一辈子后变成100多亩传给独子黄起龙，黄起龙将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传给长子黄世仁。据说黄世仁自幼好学，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名声颇好。杨白劳本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杨洪业独子，承接父业之后染上了赌瘾毒瘾，结果家境一落千丈，不得不向黄世仁借钱，到时欠账不换还到处躲债，结果就悲剧了！
刘文彩据说本是外地移民到四川川南地区的，因其会做生意，又会利用机会和家族成员在混乱的四川做到军、政、商界有头有脸，自然不是一般人。据当地一些人讲，刘文彩慷慨兴学、济困扶危，也没干什么大坏事。至于《收租院》表现的各种强取豪夺、欺压百姓，那只是阶级斗争作品。刘家庄园在对外开放展览中，很多人为的“标签”（如压迫人民的“水牢”）已得以更正。
周扒皮作为辽宁瓦房店黄店屯当地的普通地主，也是由勤俭精明、辛苦劳作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最终成为地主的。他没有能力巧取豪夺，只能靠勤俭、甚至是抠门来积攒财富。他对待长工苛刻，但他对自己也很抠门，日子过得很寒碜。当地农民说他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这样抠门的地主，不怕脏臭跑去鸡窝学鸡叫，就能理解了。至于南霸天、彭霸天等地方地主豪强，在土地革命时期本就是苏维埃和红军打击的对象，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成立地方民团对抗革命，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关键问题来了：既然人们认为这些“著名坏人”和其典型事迹都是在特殊革命时期，根据需要而加工虚构的，那今天怎么看待？要不要为其平反以证清白呢？过去的那段社会和历史是真的吗？要不要也一并向后人讲清楚？
我们应该知道：文艺作品确实是经过合理虚构加工的。这些“著名坏人”都有原型，虽然不一定大奸大恶，但至少有其坏的一面。作为作品形象，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对立阶级，在当年历史时期进行创作时，这些自然具体人物就成了各种坏典型的集中体现者。如还原历史事实，这些人物应该是“双面人”：一方面作为地主阶级巧取豪夺、积累资产；一方面又作为知名乡绅而济困办学、博取名声。一方面需要官商勾结，一方面又和政府、军阀勾心斗角和对立。这种复杂人物，不能因为做了一点“好事”就模糊其本质。即便按今天的标准，他们也不能算“好人”，也是要法办的。
比如刘文彩，在军阀刘文辉的加持下，先后被委任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在川南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以禁毒为名倒卖鸦片，从事助长烟毒，垄断盐巴、棉纱、山货买卖，放高利贷，组织黑社会，参与军阀混战，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在民国时期贫困的四川，刘文彩能够建造豪华规模庄园建筑群，购买大批军火，背后的财富绝不都是通过正经买卖得来。
黄世仁也是如此。河北平山县并非是南方富庶之地，黄家能拥有千亩良田，在抗战时期过着优越的生活，也不是普通地主。放高利贷、欺压百姓、强抢民女等恶行，自然也是少不了。至于是否还勾结伪军、投靠日军当汉奸，也应该有（只是剧作没写）。除了河北，当时江苏、四川等地也有类似地主迫害“白仙姑”的传说，黄世仁是一个典型代表，其恶行是旧社会地主阶级都会干的，只是被“集中体现”而已。至于周扒皮、南霸天等，也是这个道理。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收租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虽有虚构，但都是在实际历史生活和当时阶级对立社会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体人物和情节虽不能“一一对号”，但都符合历史真实存在的各阶级真实政治经济属性。即便单个人物和情节不真实，也不能改变代表性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本质。
好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应对历史及现实整体本质，进行全面和深刻表现，反映“大历史观”、反映阶级、社会、历史潮流的的深刻矛盾和走向，带给人们启迪。如果文艺作品仅仅是对个别的、偶然的、孤立事件和人物简单还原，或完全“戏说”，必然会歪曲各阶级真实活动和社会历史本质。不尊重“大历史”，纠结于某个局部真伪，以某个人物和事件不真实从而否定整个历史和三观的思想和行为，就是需要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
几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没有对立的、深刻阶级矛盾，只有人民内部矛盾。但这并不能说社会就一片和谐美好。事实上到处还存在着类似旧社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官僚集团、利益集团，存在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放高利贷、组织黑社会的各种恶行。比如网上高利贷、赌博骗局；比如“扫黑除恶”行动中被法办的“黑保护伞”、云南孙小果案件；比如各种“双面人”、“大老虎”...
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定还需要辩证、客观地看待历史，警惕旧社会残余，打击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美好社会，确保全国人民和各民族公平繁荣，走向伟大复兴而奋斗。而否定历史、否定阶级社会矛盾，就是一种故意忘却、宣扬恶行和三观不正。
各位读者，当我们旅游到四川大邑的“刘氏地主庄园”、海南博鳌“南霸天”民居博物馆（下图）、鄂豫皖苏区红色教育基地等地方时，真应感谢这些地方当年作为阶级斗争标本、革命遗址而得以保留，否则今天哪里能探寻上世纪的民居和历史，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个有意思的旅游景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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