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啊，革去田文镜户部核查处的差事，限三日离京！”
这是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发现桑佩等人向户部借银放贷后，雷霆盛怒下对天文镜开出的终极罚单。
天子之怒，吓坏了跪在下首的雍正。他一度想不通明明是桑佩、邓远方、图伦升等人见贪污放贷的丑闻败露后，跟着九阿哥合伙给田文镜挖坑，康熙也当朝怒斥这几人道：“你们三个的钱还了吗？你们三个贪污腐败，捞了这么多，还不还钱，要脸吗”，为何转眼间就降罪田文镜了呢。
但这个疑问很快就由康熙本尊进行了解答：朕处置田文镜，不是因为他办事操切！
不是操切？那是何事？雍正想了半天，突然间灵光乍现，敢情皇阿玛是气田文镜工作能力差啊！
细想田文镜的差事是办得够让康熙闹心的。曾经的漕运总督魏东亭，被田文镜追债追得走投无路，跑去向十三阿哥求救，结果十三阿哥一脸懵地问道：“你都管漕运了，咋还没钱？”
最终魏东亭无计可施，唯有以死谢罪。康熙痛失发小本来就心情不好，待到发现桑佩等人贪污后，更是气得碎碎念：好你个田文镜，我发小你都逼死了，这些个大贪官你怎么反而没查出来？
可惜人死不能复生，魏东亭的死，到底成了康熙毕生之憾，以致这位圣祖爷晚年总是忍不住自责，弄得近臣张廷玉连连劝慰道：“魏东亭都做漕运总督了，皇上您对他够照顾了，他咋会没钱呢，肯定是他不善理财”。
说来奇怪，从十三阿哥到重臣张廷玉，为何人人都觉得魏东亭当了漕运的官就不可能没钱呢？清代的漕运工作，真的这么赚钱吗？
其实，十三阿哥与张廷玉对魏东亭存款的解读，或许从某个方面说明他们对漕运工作不甚了解，因为真实的漕运，远比他们想象的更有钱。
在清代，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撑起了南来北往的商业繁荣。每年四百万左右的漕粮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到京城，而南北物资往来也需要大运河作为交通运输线，可以说，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是清廷的南北交通贸易的大动脉。
这条重要的大运河，就是老百姓们口中的“漕河”，而清政府利用水道调运物资及开展相关管理工作，则是漕运。
由于漕运事关国家命脉，历代清朝统治者都对漕运十分重视。这也是《雍正王朝》中，康熙发现田文镜没查出那几个用漕运的船做买卖的贪官后，会如此气恼的将田文镜从重发落的原因所在。
无比重要的地位，决定了清朝对漕运无比严格的管理。据史料记载，清廷曾在粮道官吏考核中，特别注明要考核漕粮的征收工作。其中要求官员们“照额征收，且不能缓”，如果漕粮没有收齐，必须立刻追缴至法定数额，除了严重灾荒地区特许按比例折征外，其他地区都必须足额缴纳，且必须是实物。
等到考核时，足额完成收粮任务的官员记录一次或升一级，倘若少一分，便要罚俸一年；少两分，则要降一级；少三分者，直接革职回家卖红薯。
平心而论，清代的考核制度不可谓不严厉，按说漕运本不该成为贪官聚集地，可谁让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等到实际执行时，便是另一番光景了。
用晚清政治家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承平无事时，河弊漕弊陈陈相因，一漏尠一蠹薮也”，触目惊心的景象，无疑昭示着，清代漕运的制度虽好，却遭遇了执行难。
说来清代漕运的一大特色，就是漕弊形势前紧后松。清廷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意在漕运总督的人选上精挑细选，以求选出清廉正直的能臣，从而解决制度执行难的问题。
可惜，千挑万选的能臣，到底败倒在金钱面前。乾隆十四年，身为宗室亲贵的漕运总督蕴著，便因与商人勾结受贿而被革职拿问；无独有偶。嘉庆四年，漕运总督富纲又因为贪污索贿的问题丢了性命。
然而，纵使清廷严刑峻法整治吏弊，还是挡不住一众漕运体系的官员，追随着总督的脚步上行下效，宛如比赛般疯狂贪污。
在这股歪风邪气的带动下，州县征粮官勒索粮户，运军勒索商户，而各种莫名其妙的杂费、浮收、津贴更是多如牛毛，逼得百姓们苦不堪言。
虽然清廷一再下令，严禁征粮时滥收扰民，但地方大员却与漕运官员勾结在一起，肆意借着征漕之名，行贪污之实，将朝廷法令当作一纸空文。
据《乾隆朝漕运全书》记载，漕运之弊，一度严重到杂费比官方应缴数额还高。比如江苏昆山一次征粮时，正米只需百石，可耗银却要六七十两，若将米价按每石六七钱折算，则耗银与正米等价了。
如此天价耗银下，当地粮长还要在兑收民间粮食时玩弄花样，将每亩七八升的粮食按六斗折算。而后，官兵运米到京城时，又会按照每百石米损耗三十余石来计算。
如此一来，朝廷收六十余石米，而百姓则出了三百石。
但即便是这样的“暴利”，那些贪官污吏们尚且嫌少，他们继续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以致开仓要征收、修仓要征收、余米要征收、耗米要征收，此外每次经办人员还要再勒索些“漕费”。
大清的钱财，就这么让漕运这个“暴利行业”榨干了。但漕运官兵却犹如集体释放出心底贪婪的恶魔般，丝毫不管大清千疮百孔的财政，反而官兵齐心搞腐败，甚至连旗丁与水手也琢磨起各种贪污的路子。
比如嘉庆年间，一些旗丁与水手就趁人不备，将石灰撒入米中，再悄悄在船底灌入热水，并用火熏蒸，以便米粒发涨，每石余出几升，从而盗卖谋利。
不仅如此，一些旗丁还以沿途需费或漕运各衙门陋规为借口，公然勒索钱财，甚至直接打砸抢劫，监守自盗。
可叹这一系列的盘剥，到头来都落到了百姓身上。据嘉庆时大学士刘权估算，运京“南漕，每石费银十八”，而这笔庞大的费用，对于万千贫寒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最终，无法无天的漕运腐败，到底反噬了大清。原本繁荣兴旺的“康乾盛世”，渐渐变成了国弱民贫的灰色晚清，待到列强的船舰利炮击穿国门，留下一部落后挨打的血泪史时，那斑斑驳驳的字迹，分明幻化为当初漕运贪污的一箱箱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