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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逾25万,确诊数破千万!疫情笼罩里约热内卢:一墙之隔,两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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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 2021-02-26 19:44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黎若禧

根据Worldmeter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月25日零点,巴西新冠死亡病例正式超过25万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感染人数超过1030万,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而根据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政府在2月24日发布的数据,该市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0万人,死亡人数达18638,最近20天内有超过1000人死亡。

里约因此超过圣保罗市,成为巴西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面对新冠病毒,穷人的抗风险能力显然更差。

巴西是个贫富悬殊的国家。21世纪初,其衡量财富不均度最准确的参数值——基尼系数曾达0.6,高居世界第一。拥有约250个贫民窟的里约,正是巴西贫富不均社会的缩影。

疫情之下,穷人的死亡速度远超富人,在贫民窟与富人区一墙之隔的里约,正在上演着两种人生。

病毒不认识贫富,但是生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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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社会活动家们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挖出坟墓,以此警醒政府和公众

“生活还要继续”

2020年4月,新冠疫情席卷整个巴西,死亡率一夜飙升。

当时,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不但和各州州长在疫情防控措施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还接连解雇了两任卫生部长。他甚至鼓励群众集会,无视疫情的严重性。

博尔索纳罗人称“南美特朗普”,他本人也对特朗普赞赏有加,视其为偶像。

去年5月中旬,特朗普曾表示他开始服用一种叫做羟氯喹的药物(原用于抵抗疟疾)作为预防措施,并称将向巴西捐赠200万剂该药物。博尔索纳罗欣然笑纳,坚持推广这种未经证实的疗法,并将羟氯喹称为“天赐之物”。

有趣的是,半个月后,该药物被证实并无预防作用,还可能对患者造成危害。

贾尔·博尔索纳罗似乎希望在巴西复制特朗普的一举一动

去年年底,巴西疫情出现二次暴发,但总统依旧抵制封锁措施。他在总统府外对媒体说:“我戴着口罩潜水,这样鱼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我了。”

于是,成千上万的里约居民挤在依帕内玛海滩上,互相拥抱,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海边公寓的维修工表示:“你根本挤不上海滩,而且那里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巴西海滩上挤满了人,庆祝新年到来,没有人戴口罩

海滩庆祝活动后7天,2021年1月7日,巴西的感染病例在一天内增加了1524例,死亡人数破20万大关。博尔索纳罗在直播时表示:“But life goes on(生活还要继续)。”

这位总统始终认为,该国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要大于疫情带来的风险。

博尔索纳罗将大量公共资金都花在了经济补救措施上,而不是用来投资疫苗和氧气,生活在贫民窟里的边缘人群完全被忽视了。在那里,人们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房屋密闭不通风,紧挨着彼此,日增感染病例居高不下。

卫生工作者从临时停尸房中抬出了新冠患者的尸体

“又停水啦!”

疫情暴发初期,里约贫民窟的居民普遍不关心。

2020年4月,法新社随机采访了当地居民,大多都认为“富人才会得这种‘富贵病’,我们穷人没事”。

某位巴西官员宣称“病毒疫情是从国外传来的”,最初“中招”的不是政客,就是明星。在贫民窟居民眼里,有机会出国的都是“富人”。

的确,疫情早期,大多数确诊病例都出现在富人区,确诊和死亡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2020年3月19日,里约贫民窟出现首例确诊。当时,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对此不屑一顾,总统曾将疫情称为“小流感”,再三拒绝公共卫生部门提出的实施封锁等建议,

同样的,巴西首名确诊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没有名字,没有背景,只出现了职业和模糊的身份。后来,人们知道了,这名患者叫贡萨尔维斯,直到去世后才被确诊新冠,她的老板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把病毒带给了她。

贡萨尔维斯去世后,当地卫生组织自行在街道进行消杀

不同的人生轨迹

到了去年8月,巴西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感染人数超过了300万人。

来自里约的罗德里戈·吉德斯和蒂亚戈·莱莫斯也在那时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

吉德斯住在里约最大的贫民窟——罗辛哈贫民窟,他在那儿经营着一家小眼镜店,而莱莫斯是一名医生,住在一墙之隔的巴拉达蒂茹卡富人区,是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的邻居。

莱莫斯鼻子上厚厚的眼镜片,也许就是在吉德斯的商店里购买的。

两个人年纪相仿,疫情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两人先后因为肺部衰竭被送进医院。

吉德斯进入了公立医院,那儿设备短缺、物资匮乏、人手不足,病人们不得不轮流使用仅有的吸氧装置;莱莫斯在媲美五星级酒店的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享受着私人医疗保险和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先进医疗系统。

里约热内卢的夜晚

“又停水啦!”

去年四月,吉德斯走在街上,路上的有声汽车在街上广播,告诉居民们“不要参加聚会”、“冠状病毒不是流感”、“待在家里”、“勤洗手”。

因为政府不作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纷纷参与到防控中,向公众进行宣传。他路过的教堂、酒吧、彩票店,到处都在播放广播,提醒人们注意个人卫生,吉德斯手上的传单越拿越多。

街坊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喝茶或者喝热水可以阻止病毒传播,有人说,教育部长都鼓励学生重返学校了,肯定没什么大事。

邻居和吉德斯打了个照面,邻居说:“又停水啦!”吉德斯笑了笑,水供应已经间歇停了好几个月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总统和州长总是有说不完的意见冲突,封城指令迟迟未下,但吉德斯发现,越来越多地区的居民被要求戴上了口罩。

由于总统坚持不实行封城政策,去年3月24日,贫民窟黑帮曾发布通告称,将从当晚8点开始在贫民窟核心区实行宵禁,并采取隔离管制,申明中写到:“如果政府不做正确的事,那正确的事就由黑帮来做。”

当地黑帮组织发布的告示

但黑帮之所以主动干预疫情防控,是因为疫情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这不过是牧羊人管控羊群的手段而已。有巴西网友对此写到:“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经生活在隔离中了。”

但还是有很多人像吉德斯一样不得不出门谋生。

2020年4月,在街道上消杀的卫生人员和尚未戴上口罩的居民

八月的一天,吉德斯从自己的眼镜店回家,突然控制不了地开始咳嗽,起初他不以为然,但咳嗽越来越频繁,他想:应该是感冒了吧。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吉德斯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开始疼痛,还发起了高烧,直到疼得撑不住了,他才迷迷糊糊地去了诊所,但医生告诉他没事。

从诊所回来后,吉德斯连续几天瘫在床上,全身无力,他的妻子简直不敢相信,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怎么会像一株蔫了的草,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妻子半拖半扶地带着他又去找了一位临床医生,这次,吉德斯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公立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吉德斯病怏怏地坐在一个角落,被迷茫和恐惧包围。

疫情期间,里约医院人满为患

“没关系,会过去的”

莱莫斯和他的妻子都是医生,他们在里约西部的一家私人医院工作,前几年H1N1流行病爆发时,莱莫斯曾在医院里帮忙。

新冠疫情爆发后,莱莫斯阅读了大量医学杂志和健康指南后得出结论:感染是无法避免的,但他认为,自己年轻且健康,即使感染了病毒也能够快速恢复。就像H1N1时期一样,他为感染做好了准备。

和妻子在家中的莱莫斯

莱莫斯竭尽所能地做好防护,然而,当他的咳嗽并没有改善时,他开始陷入焦虑。

他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无知。他一直将逻辑和理性当作信条,运用所学和才智思考复杂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多能超越自己的立场,但这次,他开始感到迷惑。

“我要死了。” 他和妻子朱莉安娜说。“没关系,会过去的。” 妻子回答。

他想起曾经来找他治疗的一家人,父母和儿子都感染了,父母被送进了莱莫斯所在的私人医院,儿子进了当地的公立医院。最终,一家人都不幸去世了。

未知的恐惧

“我丈夫无法呼吸了,有没有人帮帮我们!” 吉德斯的妻子在急诊诊所的走廊绝望地哭喊着。

吉德斯去年8月被感染后,病情突然恶化,诊所没有一个医生能来检查她的丈夫,妻子不得不自己跑去拿轮椅。

急诊中心一片混乱,卫生检查员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疫情应急计划,手套、口罩、消毒剂等物资急缺。里约热内卢护理委员会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决定取消优先护理患者的决策。

2020年8月,华盛顿邮报报道:“里约的医院里没有采取隔离措施,没人相信病毒的危险性很高。”诊所的卫生官员说,各地的医疗系统因为设备短缺而陷入了困境。

因为物资短缺,工人们在赶制医用防护服

里约热内卢市卫生秘书处发言人曾在去年6月表示,公共卫生网络已准备就绪,足以为任何在公共医疗机构的公民提供治疗。

然而,自疫情暴发至6月,市政系统仅为新冠患者增加了1,252张病床,其中248张为ICU病床,远远不够。

吉德斯没有被分配到病床,他被裹挟进了走廊的人流中。到处都是病人,所有人都呼吸困难。他呼入的是其他病人呼出的浑浊气息。这样的空气让他头脑发昏、双眼涨红。

氧气导管严重不足,病人们只得轮流使用,每半小时吸氧五分钟。

到达急诊中心后九小时,吉德斯终于上楼了,然而病房里也都是病人。他把手伸到床底试图拿起氧气导管,却发现它已经坏了。

那一晚,医院通知吉德斯的妻子,必须过了当晚,才能知道吉德斯是否还有抢救价值。

2020年8月9日,据美联社报道,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占用率已接近80%,而里约私人医院的占用率不足30%。

莱莫斯住在单人病房。他不知道自己被病毒完全侵蚀的速度有多快,但他的主治医师几乎随叫随到。医生们对他采取了多种治疗手段,提供了所有必需药品和心理辅导。主治医师还鼓励他保持良好的心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当妻子来看他时,莱莫斯已经无法和她交流了。身为医生的莱莫斯知道,从气管插管到用上呼吸机,意味着生存机会直线下降。

当时,莱莫斯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妻子了。

疫情期间贫民窟里戴着口罩的小孩

“像被遗弃在路上的狗”

吉德斯在诊所呆了六天,终于稳定下来并转移到了一家医院。他和另外四名患者同住一间病房,他们的状况都很差。

护士说,如果患者需要帮助,只需要喊一声,但无论吉德斯喊了多少次,几个小时内都没有人出现。

有时,护士会冲进来把食盘扔下,而患者有时候根本就拿不到。吉德斯和他的病友们浑身疼痛,移动身体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工程。

吉德斯感觉,病人们像是“被遗弃在路上的狗”。但他也知道,这是因为护士们缺乏防护装备,害怕被感染。

据法新社报道,巴西在去年6月时的感染病例为39680例,其中有一半是医护人员。18000名护士被感染,其中死亡人数至少达181名,居世界第一。

公立医院的医生亚历山大·泰勒斯对此评价道:“见怪不怪了,有些患者因为饮食不好而出现了低血糖症状…但这么多员工被感染了,患者的基本需求根本无法满足。”

吉德斯摇晃着站起来,他拉近邻床病友的桌子,并帮助他为食物撒了些盐,然后问病友:“你想先吃什么?”

他的病友已经无力移动身体了,吉德斯决定帮助病友进食。

另一边,接受了长时间的治疗后,莱莫斯的病情迎来了好转,但作为医生,他无法说出为什么别人没有活下来,而他活下来了。

出院那天,莱莫斯来到海边,一切似乎都没变,人们一如既往地喝着酒,戴着口罩,享受着在里约热内卢美好的一天。但莱莫斯知道他必须尽快恢复工作,因为眼下公立医院接连倒闭,设备短缺,死亡人数正在飙升。

然而,总统还在批评封城抗疫太疯狂。

一墙之隔

吉德斯躺在病床上划着手机,看到了私立医院是如何为权贵们治疗新冠肺炎的,他说:“这根本不是我们在经历的事情。”

他想:如果自己去的是私立医院,这一切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贫民窟家中的吉德斯

吉德斯很清楚自己很穷,他生活在贫民窟最高处,可以远眺海边的豪华建筑,他非常了解自己拥有什么、没有什么。但他从来不仇富:曾经想要的一切他都有了——家人、房子外的海景和山景。他曾发誓永远不会离开贫民窟。

但吉德斯从没想过,无论是密闭不通风的房屋,还是公立医院的应对无能,贫民窟的一切都是疫情暴发的温床。

吉德斯最终康复了,回到家里后,他拥抱了许久未见的女儿。此后数周,吉德斯的妻子焦虑不安,无法入睡,在夜里不断地伸手检查吉德斯的呼吸。

吉德斯走上山顶,凝视着山下的景色,天空和海洋融为一体,漫山的贫民窟和海边的奢华灯景接壤。如此熟悉,这么陌生。

贫民窟和富人区仅一墙之隔

墙内墙外

巴西人有句老话:“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乃至南美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金融中心、旅游胜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滩和巴西最富裕的社区,以狂欢节和桑巴舞闻名世界。

山上是贫民窟,山下是富人区

巴西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前两任左翼总统虽着力整治,情况一度稍有改善,但基尼系数一直稳居全球前三位。

里约热内卢市城市化水平在95%以上,却有着约250个贫民窟,占该市620万人口的23%。

贫民窟群体成了政府避而不谈的禁忌话题,边缘群体的声音得不到倾听和尊重,暴力、毒品交易和各种堕落在这片温床中迅速滋长,黑帮取代政府成了规则的制定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曾推出“贫民窟根除政策”,试图规范住房,将贫民窟居民转移至公共住房中,并为此规划了一块住房区,命名为“上帝之城”。

1968—1976年间,约10万人被强制迁出了位于里约南区的贫民窟,但最终因政府腐败和投资不足,这些住房项目又成了新的贫民窟。

最终,2009年,里约市政建设部门在贫民窟周围修建混凝土墙,称此举是为了“保护森林”。当年年底,巴西建造了长达11公里、包围了19个贫民窟区域的“生态屏障”。但与其说是保护森林,这更像是把贫民窟隔离起来,保护其余居民远离贫民窟。

贫民窟周围修建的混凝土墙

虚伪的外表掩盖不了事实,围墙是巴西贫富分化的又一大污点,墙内墙外是两个世界。这些围墙是贫民窟的起点,也是地图的终点。

十年前,在谷歌地图上,围墙内的平民窟显示的是一片空白地带,只看得到其中0.001%的棚户区,出租车司机仅愿意将乘客载到这些空白的边缘。

贫民窟的居民和他们的土地一起,就像一片“空白”,被关在围墙中的居民,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一墙之隔,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统治和管理体系。

贫民窟的临时房屋在山坡上无序生长,鳞次栉比,成为边缘人群一生的居所,这里的社会准则自成一体。由于政府疏于管理,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根据数据资讯网站Numbeo在2021年2月更新的数据,里约的犯罪率为90.35%,白天上街的安全指数仅33.58/100,晚上该指数飙升为12.37/100。

上帝俯瞰着的这座城市,日夜涌动着地下交易和贩毒暗流。

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里约热内卢基督像

贫民窟里的黑帮越俎代庖,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 还宣称能为居民们提供“保护”。在黑帮控制的街区,天然气价格通常要贵 50%。当地的商铺无论大小,每个月都要付15 到 50 美元左右的保护费,如果不交的话,店铺会被抢劫或者纵火。

“水都没有,拿什么洗手”

《华盛顿邮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已经成为衡量巴西贫富差距的一项新指标。在贫富悬殊巨大的巴西,穷人的死亡速度远高于富人,他们所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差异。

重症监护患者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的病亡几率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的三倍;与富人区相比,贫民窟的疫情传播率高出两倍。

疫情也凸显了巴西公共医疗体系的缺陷。

《华盛顿邮报》指出,巴西的公共医疗体系曾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奇迹,能够为超过1.5亿巴西人提供医疗服务。即便如此,这一体系依然无力抵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去年七月底,巴西重症监护学会的数据显示,巴西公立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超过了50%,而在私立医院,这个数字是29%。

数据来源:巴西重症监护学会

《华盛顿邮报》指出,巴西公共医疗体系长期存在效率低下、应对不足等问题,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报道中写道:“由于管理混乱,巴西卫生部无法妥善使用资金,病毒在巴西肆虐,而卫生部只部署了抗疫预算的三分之一。”

由于卫生条件非常糟糕,巴西很多地方连洗手的自来水都没有。

根据巴西国家税务局2020年的数据显示,整个巴西约有 4000万人无法获得公共供水,约 1 亿人生活在没有污水处理的地方。

里约贫民窟一位官员直言:“自来水隔三岔五停一次,光用来喝都不够,我们拿什么洗手。”

山坡上“爬满了”贫民窟的临时住房

里约的非政府组织“Viva Rio”在2020年5月曾公布一组数据显示,里约贫民窟社区中,感染新冠病毒的居民里有75.5%没有就医;新冠肺炎死亡者中有10%在家中去世,并未得到任何医疗援助。

当地非政府组织义工指出,贫民窟里的多数人没有正式工作,也得不到像样的社会福利,要填饱肚子就必须出门。

“当疫情来临时,他们只能在‘在家饿死’和‘出门染疫’之间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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