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过富庄 甩不开的僧格林沁
咸丰四年二月初九（1854年3月7日），退守河间束城的太平军趁着雾天开始突围，后沿子牙河畔向西南循至边马桥得以成功渡河，进入了献县境内。
尾追的清军因河桥被烧断，不得不绕至臧家桥渡河追至献县，此时已经落后的僧格林沁是督兵“连夜跟追，暂令少休，恐贼乘间远飏”。
太平军并没有在此与清军纠缠，在二月初十日（1854年3月8日），其前队经献县南下至交河县富庄驿（今河北省泊头市富镇）。根据僧格林沁和胜保在二月十一日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显示，太平军先是从献县西门撤出，与达洪阿所率清军交战，太平军队伍被拦腰截断，后太平军又从献县南门撤出，清军人马追到“善女桥”（应为今献县单桥）附近，此地距离富庄驿约15公里，“共毙贼一千余名，生擒五十余名……该逆随拒随走，至巳刻已到富庄驿村内”。
清代，富庄驿属交河县，地处交通要道，是通津要衢，墙垣坚厚。僧格林沁以追赶的清军 “俱系马队，并无枪炮”“兼之该逆炮火猛烈，巷口设伏”为借口，称“实难扑进”，打算等后续步兵集结完毕再进行合围。
太平军束城退防富庄驿路线
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的束城围剿失败十分不满，这次太平军从束城、献县、富庄驿到阜城连跨四县，得以一路南撤，他认为僧格林沁“又以无炮借口，其谁欺乎？”这时再有耽误，太平军势必又会筑垒挖壕，或死守或趁机突围，重蹈束城之辙，如果再让太平军南下成功的话，“我兵又成尾追之势，剿办何日何了？”因此，咸丰皇帝又加急谕旨要求僧格林沁、胜保二人，统率手下兵马，设法进攻，并督促后队，急速前进，“不准片刻迟延”。
对于太平军的动向，僧格林沁和胜保两位主帅一直在扯皮，先是僧格林沁奏报，太平军占据富庄驿，并没有提到太平军分兵之事。而直隶总督桂良的奏报中却说，“接据胜保来咨，有贼向东南、西南纷窜之语，是其分股溃窜已属显然”。当时负责督防南下的工部侍郎载龄还奏报，在河间府北二十里铺有太平军盘踞。这让咸丰皇帝犯了嘀咕，“究竟该逆是否全聚富庄驿村内？抑或另有零匪潜匿附近村庄？束城等村是否尚有余贼？”他让载龄四面搜剿，命僧格林沁、胜保严饬各路带兵大员，派出精兵，“绕赴贼前截击，务前后夹攻”，并且通知山东巡抚张亮基在直隶、山东交界之处，严密设防。
根据清军各路消息，也反映出一个问题，这时南撤的太平军前、后队伍拉得比较长，衔接并不紧密。在太平军北伐队伍到达富庄驿后，“恐被我兵人数兜剿，已分贼之前队千余名窜入阜城。”也就是说在二月十一日（1854年3月9日），太平军前队已经进入阜城，开始在县城及周边村寨屯驻。太平军之所以顺利入城，《畿辅通志》中记载，时任阜城知县曾锡龄曾“先谕民移粮入城，为守御计。及贼至，锡龄逃，贼方狂奔，见城门大开，遂拥入”。
此后，僧格林沁和胜保则开始分兵进剿。僧格林沁督兵围攻富庄驿，胜保则于当天戌刻督带马队千名，星夜抵达阜城进行抄截，胜保的人马在阜城东北方向的皇殿村驻扎，并派魁福、格绷额分兵五百至阜城南侧堵截。
富庄驿方面，因太平军防守严密，僧格林沁的马队是环绕兜圈，围而不攻。因富庄驿粮米无多，僧格林沁料定太平军不会久踞于此，开始暗地撤兵，在富庄驿南树林中设伏。
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即二月十二日寅刻（1854年3月10日），富庄驿内的太平军开始南撤，僧格林沁督兵尾随，趁太平军奔走疲乏之时，枪箭齐发，一路追杀而去，太平军边退边还击，意图分兵包围僧格林沁的队伍，结果被清军马队冲乱。胜保听闻富庄驿太平军退至阜城附近，也开始率马队前去拦截，此时的富庄驿撤出来的太平军已被截为两部分，最后在阜城内太平军出城接应之下，才得以退入阜城及周边村寨。
但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的声威未减，“山东震动，东抚张亮基守德州，藩司崇恩由武定移守武城之郑家口，临清戒严。”
静待援兵 太平军退守阜城
光绪年间的《阜城县志》记载，当时的阜城是“畿南要冲”，“东自县城三十里抵东光弓高城界，南二十五里抵景州小寨界，西六里抵武邑青林界，北八里抵刘麟桥（今阜城县阜城镇刘林桥村）北交河界。”县城西有清凉江，河床宽阔，城东南有“千顷洼”林地。
清代阜城县地图
太平军退守阜城后，在城北的由西向东自连村、三里铺、杜场一线利用天然地形搭建工事。
根据僧格林沁的《奏报敌踞阜城连日官兵屡获胜仗折》显示，在太平军北伐队伍陆续集结至阜城后，清军各路人马也俱已赶到，对阜城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
外围，僧格林沁派侍郎瑞麟、伊勒东阿在北面屯驻，他本人于二月十三日（1854年3月11日）带领马队由小道绕至阜城南侧。在侦查得知太平军据守的村寨后，僧格林沁先派兵将高家庄（今阜城县阜城镇高庄村）、宋家庄（今阜城县阜城镇宋村）攻破，随后又兵进城南的后康庄（今阜城县阜城镇后康村）。
后康庄内驻扎有太平军两广、两湖老兵居多，战斗力较强，已经在此修筑起木垒、树栅，村内墙垣遍插黄旗。僧格林沁派西凌阿、达洪阿、经文岱带领步军发起攻击。太平军北伐队伍将士则依托墙体用抬枪、鸟枪射击。清军经文岱率部先是攻进树栅，后破坏太平军的木垒等工事，冲进村内，“毙贼三百余名，余匪逃出村外一百余名。经马队官兵尽行歼灭，匿入楼房二百余名，我后四面放火，立时烧毙”。此外，在他的奏报中还显示，在城西北的党庄（今阜城县阜城镇党庄村），胜保、善禄二人还督兵进攻，击毙太平军一百余人。
在奏折最后，僧格林沁不忘描述，清军方面仅“阵亡官一员，伤亡兵勇四十余名。”双方伤亡数字如此大的反差，是否有夸大之辞还值得推敲。
对于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奏报，咸丰皇帝对二人表扬了一番，称二人“调度有方，奋勇追剿，深堪嘉尚。”二人“各赏给威罗瓦佛一尊、白玉翎管各一枝、白玉搬指各一个、黄辫珊瑚豆大荷包各一对。”其他各清军将领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赏赐。
就在太平军北伐部队一步步南撤之时，在南方，由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派出的另一支北伐援军已于二月初自安庆出发，北伐援军由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统率，经桐城、舒城、六安、颍上、蒙城、永城、夏邑、萧县，就在僧格林沁围攻阜城之际，这支队伍开始在砀山蟠龙集一带渡黄河了，并于二月十九日（1854年3月17日）取江苏丰县后进入山东境内，此后连克山东金乡、巨野、郓城、阳谷、冠县等县城，至三月初二（1854年3月30日），抵达了临清城南的李官庄（今山东省临清市青年办事处里官庄）。
太平军北伐援军
北上的太平军援军让山东巡抚张亮基紧张起来，他在二月十五日（1854年3月13日）接连给咸丰皇帝上奏，说北上的太平军援军打算渡河北犯，山东的曹县、单县兵力吃紧，自己本省已无兵可调，他自己现在因为协防南撤的太平军北伐队伍已经北上景州（今河北景县），距离较远，只能派济宁知州黄良楷带兵一千，南下曹县、单县协同堵截。紧接着，张亮基又奏称，他在二月十二日（1854年3月10日）曾在直鲁两省边隘协防时，抓获了太平军士兵十五名，经审讯供出“贼首自困于静海，节次分遣贼目，往南路求援，已有三四十人。南贼回报，许以本年二月春融遣贼党北来应援。”
清廷为了防止两支太平军会合，不得不再次重新调派人员赴山东截防太平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阜城方面太平军的压力，此后双方陷入了一个多月的对峙之中。
（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