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前指和广州军区前指，分别指挥所属部队，在云南和广西中越边境全线，进行了为期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参战部队数十万指战员，在越南北部的山岳丛林里经受了残酷战斗的锻炼和考验，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转战，攻克了包括老街、高平、谅山3个省会城市在内的24个越南主要城镇，摧毁了越军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和防御体系，胜利完成了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据战争结束之后的的不完全统计，我军在两个作战方向上共计歼灭越军57169人。其中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的东线，也就是广州军区负责的广西方向，歼敌40671人（毙敌34187人，伤敌5159人，俘敌1325人）；作为次要作战方向的西线，也就是昆明军区负责的云南方向，歼敌16498人（毙敌13542人，伤敌2108人，俘敌848人）。
由上述数据可知，我军在作战中一共俘虏越军2173人。由于越南师从我国，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军三者相结合的国家武装力量体制。因此我军所统计的歼敌数据不仅仅是越南正规军的损失，还包括了民军这一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的损失。
也就是说，在我军的俘虏之中，既包括了隶属于越军大军区的316A师、345师、346师、3师、327师、337师、338师、325B师这样的主力部队军人；也包括了隶属于省军事指挥部的192团、254团、567团、123团，以及各个边境公安屯里的武装公安这样的地方部队军人；还包括了城镇、机关、院校、企业、厂矿、农场、林场、乡村里的民军。
由于越军正规军惯于在打了败仗之后化整为零分散开来，同时换上便装冒充老百姓混杂在群众之中，这就造成了非常复杂的情况，军民难分，官兵难辨。不少被俘的正规军被抓之后先是拒不承认军人身份，同时改名换姓，虚报家庭籍贯；被识破以后依旧不老实，乱报部队番号和本人职务，企图蒙混过关。
我军为了弄清被俘人员的身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甄别工作，经过认真审查，反复核实，查明了大多数人的真实身份。在被俘的越军正规军中，职务最高的是营政治教导员，军衔为上尉。这个人姓阮，部别是越军谅山省军事指挥部123团2营。
1979年3月31日上午，瑞典客人阿克赛尔松到百色俘虏管理所进行参观、采访，同这名被俘的越军营教导员进行了一番谈话。在谈话中，阮某说自己是越南河山平省人，今年40岁。在谈及被俘的经过时，阮某表示，2月17日早上，他接到命令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准备战斗。可是当他率部赶到时，发现团指挥所已经撤退了，见此情景，他也带领部队后撤。
结果部队在后撤的途中各自跑散，他于是带着部分人爬到海拔上千米的公母山上躲避。几天之后，粮食吃完了，弹药也所剩无几，被迫于3月4日下山找吃的，在第二天被解放军的搜剿部队俘虏。
阮某还说，战前已经制定了作战方案，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有所准备。但是自己的部队没有和解放军交火，是在跟着前面的部队往后撤，被俘之后曾经带着解放军去对越军的阵地进行现地勘察。由于担心将来回国之后遭到迫害，阮某提出，我想留在中国，不知道这个愿望能不能达到。
回顾历史，解放战争俘虏了国民党军无数将校级军官，而对越作战歼敌5万多人，却只抓到一个上尉营教导员。二者对比如此悬殊，或多或少确实是有些尴尬。这主要是由越南北部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这里的山岳丛林地山高林密、坡陡谷深，自然洞穴到处都是，非常有利于越军藏匿其中。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上，想要通过清剿彻底消灭残敌，是极其困难的，用大海捞针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印自卫反击战，在1962年10月和11月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共俘虏印军官兵 3968 名，其中 700 多名伤俘在战场上就地释放，其余 3213 名俘虏，分别被送往后方收容所进行妥善安置。其中俘虏的军官就有27人，这包括了1名准将、9名中校、17名少校。中国还组织这些军官俘虏去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使得这些原本对中国有敌意的印度军官就此改变了对中国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