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北京的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1月28日），但我与内容小伙伴曹思颀还是登上了川航3U8890飞往成都。在飞越1697公里后，走出机场，虽然手机里还保存着滚烫的核酸检测报告，但我们还是略有担心成都人是否欢迎我们这来自北京的朋友。
顾虑在当天晚上的一顿热啤酒中消失。玉林路上的烤兔子店里，我的一位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已经彻底进入体育产业；然后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火锅、四川大学附近的何师烧烤……成都人的好客与热情在一顿顿美食中得到验证。只是，跟往常不同的是，大家似乎都更“忙”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个始办于1959年的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素有“小奥运会”之称。今年8月18日-29日将在成都举办，成都希望通过这项赛事来达到国际化大都市转型的目标——距离这项赛事的举办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交通、金融、房地产、场馆建设等领域都进入最后的争分夺秒，而涉及整个产业链内外的人都认为：这对成都、公司、自己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能够狠狠地抓住它。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最近半年，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成都被提起的次数明显增多，这个位于西南超过1600万人口、GDP超过1.7万亿的城市常常成为“话题之王”，包括那个不愿被官方再提及的“川渝共同申办奥运会事件”——就在我们到达成都时，还看到成都今年6月将竣工“最大”的全自动智能AGV机器人停车场。需要注意的关键词是“最大”，这些代表鲜明特色的新物种都会随着“成都大运会”的召开而落地生根。
表面上看，成都在爱上体育，落地各种各样的赛事；而从我们的调研来看，成都希望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来完成城市转型与升级。这个路数并不陌生，西方诸多城市乃至包括亚洲的东京、首尔、北京都已走通，如今，包括杭州、武汉、厦门、西安等城市也在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来达到经济等各方面的提升。看上去，这也会是国内其他城市的榜样（经济学家梁国勇近期在FT中文网发表观点称，有必要在原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推出“北方振兴”计划）。
“服务业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成都的服务业就很发达，满大街都是茶馆。”经济学家许小年之前在西南财经大学演讲时说：“成都的老百姓喜欢花钱，我一直想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
当然，正如许小年所说，成都政府层面也意识到服务业占比过大，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苹果平板电脑、60%以上的电脑主板芯片组和约50%的笔记本CPU都来自成都。此外，成都政府在2017年开始推进设立了一个1000亿元规模用来做产业投资引导的母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来设立子基金，其中用6亿投资了罗永浩的锤子手机可能最为知名，成都为了吸引各种新型公司可谓砸了真金白银——至少，我身边不少技术、文化类公司都在成都落了户。
以上种种，均能看出来成都在“搞事情”：而热爱体育只是这座城市的行径之一。
美食是成都的特色之一，尤其是酷爱吃兔子。未来，体育能成为成都的标签之一吗？
或许要不了多久，成都的变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随时进行对比，比如，安逸与不安逸、老城区与新区、2015年与现在等等。在过去，成都留给我的只是一座城的“刻板印象”，跟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川酒（六朵金花）、川军（无川不成军）、四川方言（幽默、好玩）、火锅、熊猫，这是我所记得的成都。但这次，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尤其在体育方面：以前每次到成都，都是急匆匆地去急匆匆地走，这次有机会用4天的时间，去了当地不少代表性公司，劲浪、咕咚、成都马拉松运营公司等；去了官方机构成都体育局、大运会组委会等；去了跨界公司戴德梁行、拜访房地产从业者等；也去了很多体育或非体育的初创公司——当然，还有见了四川足球代表人物姚夏。
尤其有意思的是，像咕咚、劲浪这两家成都代表性体育公司，我在七八年前就有过深度接触。那会儿我还是财经记者，2013年我在北京的星巴克跟咕咚创始人申波交流，他提到最多的是自己的产品以及类似《创业维艰》里提到的那些感触；劲浪则是因为我关注李宁这家公司时打的交道（劲浪是李宁很重要的渠道商，创始人赵瑜也跟李宁本人一样重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最早，我都没有把这两家公司当做体育公司，咕咚属于互联网科技，劲浪则属于零售。
“成都有这么多优点，它有缺点吗？”我们问了劲浪体育副总经理周奕桥。
“当然有。成都毕竟是个盆地，不像其他城市都有一条河或一条江贯穿整座城市、很有气势。盆地自然就有盆地的劣势，包括眼界与格局。”周奕桥回答。
我由此联想，体育会不会是成都的那条河、那条江，那条可以将老城区与新城区、东西南北贯穿起来的大江大河呢？如果是，想要真正挖通这条河、这条江的话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与智慧，还要有一些专业与热爱。
确实，成都在改变。想想之前我每次到成都都被当地朋友好客直接从机场接走，然后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相聊甚欢，喝上酒，晕乎乎地回到酒店，第二天晕乎乎地离开。这几年我就没有一次仔细地打量、到处逛逛成都——成都人太热情了，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