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人数大约有一亿。如果每人每年能够有1万元的养老金，就基本上可以应付日常开销，就可以和城里老人一样享受退休生活。
如果每人每年发一万元的养老金，总共需要1万亿元。我国农民工总数有将近3亿人。如果这1万亿分摊到3亿农民工身上，平均每人每年只需缴纳养老保险费3千多元，平均每人每月不到3百元，占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比重不到10%。
这样做有何意义？农民工缴纳不到月工资10%的养老保险费就可以解除自己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这是最直观的意义。
如果再看看历史和他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背后还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这将能大幅提高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会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社会保险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工业革命时期，贫困现象触目惊心，工人阶级的生活异常悲惨。在走头无路之时，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友谊会、共济会、丧葬会、募捐会、销售合作社、工会等来对抗贫困。其中最为普通的形式是友谊会。一般情况下，友谊会会员在定期缴纳一定数量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后，在遭遇失业、疾病、年老或贫困时即可向协会申请领取一定数量的津贴。
在工业革命长达一百年的时期内，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工资铁律”长期难以被打破，社会贫富差距达到了顶峰。然而，当工人阶级的“互助活动”成为了社会潮流之后，在19世纪下半叶，工资开始有了明显上升。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在“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养老、疾病、工伤等社会保险，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明显地缩小了。“二战”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大力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社会贫富差距更是大为缩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当时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差不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大力阔斧的改革。改革后，福利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使得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逐渐弱化，社会贫富差距也随之快速地扩大了。
现阶段我国正在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以应对社会经济所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了全面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举措。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收入。提高劳动收入的关键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包括养老保障。
农民工等劳动者，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其工资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取决于所付出劳动的多少及工资效用的大小。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付出一定劳动所能获得的工资就越少，反之则越多。
提高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提高了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可以减少工资的边际效用，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劳动者付出一定劳动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就能增加。
提高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中、低收入劳动者付出一定劳动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将能增加，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会减少。这是社会保障最大的意义所在。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增速通常在每年10%以上，养老金支出也在快速增长。现在我国每年的养老金支出高达5万多亿人民币，但是大多数农民却几乎没有养老金。如果这5万多亿人民币养老金的分配不是极度不平等的话，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本来还会有显著性的提高。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福利支出越来越高，有些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了30%。但是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贫困现象越来越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福利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极力去改正这类错误，以免步西方国家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