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在拥抱世界进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2012年6月，加拿大海关曝出一则信息，瞬间震惊华人圈——
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在短短14个月里，加拿大官员在全国各大机场，从中国公民的行李箱中累计搜出8100万人民币现金。
什么概念？
以一个体重为100斤的女性为例，要想搬动装有70万人民币现金的手提袋，需要双手扛着。
8100万现金，相当于需要115位这样的女性双手拎着手提袋过海关，往下细算，也就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平均每3到4天就有1位携带巨额现金出境的中国人抵达加拿大机场。
数量之大、次数之频繁、风险之高，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中国在外汇管制的相关规定中是这么约束的：
携带现金出境超过1万美元的，必须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携带证》，没有申报直接携带巨额现金出入境的，重者可被判定为走私，资金予以没收，当事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轻者将被课以罚款。
在数字支付如此便捷的21世纪，中国人仍选用最古老且私密的方法“人肉运财出境”，除了一些不法勾当，让人想不到的是，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办理移民……
即使清楚可能会被判为“走私”，也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带现金出境换个身份，常人很难对富豪们的想法产生共鸣。
这些明明搭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快车，并赚到第一桶金的富豪为何要离开故土，远渡重洋？走了的人还会不会回来？人才是不是正呈加速度向外奔涌？太多疑虑在中国人心中漫开。
失望的是，要是翻开历史素材，我们会发现以上疑问全都找不到答案。
这是中国过去五千年人口迁徙史中，从未出现的现象，但却又是在全球资产争夺战中不得不迎头直面的难题。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过去十几年，中国人正以每年几十万人口的数量增长，成为全球第一大移民输出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出现过三次移民潮。
移民序章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内一穷二白，国人对海外未知而向往。
在众多口口相传的饭后谈资中，有一个说法被广泛传播。
据说当年许多官员奔赴海外考察，尤其是在日本访问回国后，大家震惊于日本家庭平均每两户有一辆车，东京的大型百货大楼中商品高达50万种，而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挂的商品总量只有区区不到2.2万种。
一个更鲜明的对比是，当时国人一个月的工资几十到百元出头，而国外，即使在当地唐人街餐馆刷盘子端菜，一个月可以挣千元人民币。
国外赚大钱的机会似乎很多。“打洋工”成为多数中国人改变家庭经济状态的第一选择，胆大的中国人踏上甲板，在海上度过漫漫数十天后，踏上另一块陆地就再也不回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尚未完全开放移民关口，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因私出入境人员总数只有21万。
而在1995年以前，中国人想到海外定居，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留学转移民，二是通过探亲访友、家属团聚的身份定居海外。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潮是从1995年拉开帷幕的。
当时国内的技术人才（如IT行业、互联网新兴行业）发现，原来海岸线对面的发达国家，对高新科技人才的渴求如此强烈，更凑巧的是，原来凭借自己的履历，完全符合发达国家对技术人才的移民需求。
于是大量技术人才填写移民申请书，纷纷进入发达国家，举家移居搬离故土，还有一些原本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和生活以后，不再回国了。
这波浪潮一直持续到2002年才出现回落趋势。
因为发达国家发现，5年时间激荡，中国技术移民质量开始出现下降。
“人才”和“钱财”是各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中主要考虑的两大因素。如果“人”达不到要求，“钱”能进来也不错。
所以西方国家转而开放投资移民通道，希望全球富豪能带着资金来本国，拉动当地经济，不论是开公司或者是开个餐馆，只要能为本国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就是好事。
几乎是在2007年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对富豪张开血盆大口。
时间很快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刷过后，西方国家对投资需求急剧拉升，为了吸引更多资金，欧美国家移民局降低投资移民门槛。
比如，降低对投资移民申请人的学历和英语水平要求，以往的要求可能是大学本科，后来降低为大专；以往对技术人才的雅思要求可能最少是6.5分，对投资移民申请人的要求有的项目只要5.5分就可以了。
于是，中国人再度呈现出外流趋势。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11年11月到2012年9月，整一个财年内美国总共发放了7641张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人拿了6124张，占投资移民申请者8成；
澳大利亚移民局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1年，7796位获批的商业移民中，中国人数量最多；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11年，通过投资移民拿到枫叶卡的中国申请人有2020位，占当年投资移民总数的62.6%。
胡润研究院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对中国富豪进行了一次摸底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在2012年，资产达10亿人民币的中国富豪有7500人，其中2500人属于“阳光富豪”，5000人属于“隐性富豪”。
所谓的“隐性富豪”指的是资产总量不透明，暴露在表面的资产数值可能有2亿，而未曝光的资产可能达10亿以上，具体多少，除了富豪自己，没有人知道。
在这7500位富豪中，超过6成的被试表示已经在办理移民或者表达了有意愿办理移民的诉求。
这些富豪大部分刚步入40-50岁，他们有鲜明的时代标签：富一代、白手起家、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家致富。
问题来了，在国内精准握住时代脉搏的幸运儿为什么要离开？
他们的后代在进入中国名校学习后又一次出洋留学，也选择直接留在海外。
毫无疑问，这加大了中国人才培育的成本，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2018年7月，一个平平无奇的盛夏早晨，广东某一因私出入境中介公司来了一位中年客人。
这位客人表示想要办理移民身份，目标国是加拿大。
申请大国投资移民身份的人都知道，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审核申请人资金来源这一方面尤为严格，更较真的是，为了防止申请人投资资金来源不明（比如黑钱），移民局会追溯申请人的第一桶金。
这对所有创一代来说，几乎是致命痛点。
创业初期，事情繁杂，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能拥有完美账单，也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资金都完美无瑕。
但这位客人却是个例外，他带来了满满一箱已经略微发潮的发票、收据，从创业初期到目前（年代久远，没有电子账本），所有财务数据都被他一五一十收集在箱中，中介公司看到时很是震撼。
“恐怕他很早就动了移民的念头。”
时间划入2015年，移民不再是富豪专属，中产家庭也加入了这场全球迁徙浪潮。
“为了孩子教育、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为了呼吸更自由的空气”，“三大需求”日夜刺激先富人群的神经，似乎越成功，越如履薄冰。
以至于午夜惊醒时，这些念头就像蚂蚁爬上心窝，排着队一步步，抵达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插上胜利的锦旗，促使中产们加快离开的步伐。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机遇实在太大了，于是“移民不移居”渐渐成为现在移民风潮。
关于移民不移居，有人曾巧妙地总结过——
“永居也好、绿卡也好，只是在中国人的旅行证件中多加了一个签证而已。”
回过头来看，现在移民已经成为了“避险产品”，是在给人生上保险。
有人办理签证，源于商务往来中，曾经因为签证需要等待1个月，订单被竞争对手半路劫走；
有人是在某个清晨早餐桌上，看到孩子在接受教育中完全不适应，童真的脸上有了这个年龄不该有的焦虑；
有人是在从商过程中，疲于打理上下关系，追求更顺畅的创业环境。
我们无法承认，多一张签证就能让生活换一种色彩，但确实给先富人群的心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不论美国大选总统花落谁家、不论世上某个纬度再起热火，生活还得继续。旅行证上的这张签证就是人生最大底气。
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的提问：人们为什么要移民？
一位移民者给了答案。
“生活之门有很多扇，推开哪一扇都是一道风景。
有人回来，有人离开，万千中国人在往来中迁徙，循环不息，日日上演。
而当我们不得已如潮涌般被推到生活出口时，唯一的选择也只剩下推开门，看一看。”
移民从来不是改变社会阶层的方法，但它可以成为解决人生困难的钥匙，让自己掌握拥看得见的自主权。
一直以来，高净值TIMES团队都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大家提供移民知识，帮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海外第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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