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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解放后,他到了香港,三十年后成为文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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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cave 2021-02-25 10:00

撰稿:Jay

校对:LIT.CAVE编辑部

配图: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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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CAVE编辑部

香港文学对于我们来说,似乎还很陌生。我一直很敬佩刘以鬯,一是他在文学事业上「独立」的态度,二是创作上不断求「新」。通过了解刘以鬯,我们也能一窥香港文学的面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被忽视的一块拼图。

18岁那年,刘以鬯发表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

小说的灵感源于某一天,他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遇到一位白俄堕落女子,年少的他并不了解什么是堕落女子,但因而有了一股写作冲动,他从报纸上找到两个俄罗斯名字,一个叫安娜,一个叫芙洛斯基,于是,就有了这篇小说。

那是1936年,这个当时笔名还是「刘同绎」的年轻人构思着一个白俄女人从齐齐哈尔、天津到威海卫做女招待,最后流落上海街头以乞讨为生,为了挣钱不断勾引男人。

九年后,这篇小说被重写为《露薏莎》,讲述的是抗战背景下的地下工作者「我」和混血舞女露薏莎的爱情故事。

后来,有人将两篇作比较,认为《流》对当时流行的新感觉派模仿痕迹较重;《露》小说结尾刻意升华到「民`族大义」的层面上,却也流于「战争+恋爱」的套路。

再后来,刘以鬯评价他自己的这部作品《露薏莎》,也十分严厉:那是一种「低下的技法」。「意图本是好的,但竟用虚构的故事作歪曲的反映,糟蹋了具有突出意义的题材。」

这种批评的态度,犹如严厉的父亲训斥自家儿子。也许,刘以鬯没有想到,早年一段改写习作的经历,其实是他此后一生文学创作的缩影。

23岁之前,刘以鬯主要活跃在上海,感受着十里洋场的歌舞升平,也见证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这座城市被战争撕裂的伤亡惨痛。

14岁以来,他参加过左翼作家叶紫倡组的「无名文学会」,而当时,跟叶紫密切来往的,有萧军、萧红、张天翼、周立波等小有声名的年轻作家。

尽管如此,对少年刘以鬯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穆时英的小说在30年代上海较为流行,而现代主义的技法也给刘以鬯造成极大刺激。上海的地缘优势,使刘以鬯接触到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书籍,像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天马书店出版的作家自选集,以及很多开明的文学丛刊。早年跟文学界密切来往的经验,使这个年轻人在文学事业上有了极大勇气。

1942年战事愈发吃紧,到了冬天,上海沦陷,真假难辨的传闻遍布街巷——太平洋战争要爆发了,日本人要抓壮丁。

刘以鬯受父亲的安排,从上海转往陪都重庆,为了从沦陷区穿过三不管的「阴阳区」再进入大后方,也来不及带一本书。

到了重庆,他落脚在亲戚经营的一家铁工厂内。

抗战时期的重庆,大多数人都度过着艰困的日子,但那里的读书求知的风气却异常浓郁。

刘以鬯刚一定就关注当地的文化动向,其中,两本杂志《时与潮》和《时与潮副刊》是每期抢着买才到手,他决定进入报界和出版界工作,依借着在上海结识的文学界友人,他的编辑之路十分顺坦。

1944年,刘以鬯任职的报刊《扫荡报》上有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当时作者是在一个老鼠众多的小屋里创作的,这部小说叫《四世同堂》。

大后方的文化业如火如荼,1942年5月,延安举行了一场关于文艺的座谈会之后,一种强调「人民大众」立场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兴起。相比之下,刘以鬯所就职的《国民公报》坚持不走功利主义方向,而把心思投放在翻译引介方面,他的编采态度是:不要样板文学……更需要思考「文学怎样写」。

这段时间里,尽管条件艰苦,刘以鬯还是不断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吸取养分,他的文学理念也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上——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他尝试通过心理描写追寻「内心真实」,而另一篇有「以诗入文」的风格。

在成都,刘以鬯结识了比他大十岁的作家徐訏,徐訏的《风萧萧》在大后方报纸上连载,两人在文学方面的见解一拍即合。

抗战结束后,他们回到上海合办怀正文化社,地址在上海亿定盘路,是一座两层楼的洋房;文化社很快受到一些上海作家的关注,还收到鲁迅写赠的条幅。

出版社是刘以鬯用母亲的一部分钱办的,他并不擅长经营,最初鲁莽决定以精装单行本将徐訏《风萧萧》排印出版,那时候精装书只有工具书和学科参考书,文学书极少见,出乎意料的是,三千册书一经出版很快销完。这给了刘以鬯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他们更广泛地面向社会展开集稿。

短短三年,怀正文化社出版了施蛰存的《待旦录》、李健吾的《好事近》,还有一些译作,比如戴望舒翻译波特莱尔的《恶之华缀英》。怀正文化社承载着刘以鬯在重庆时期的文学理念:他坚持「除非不办出版社,否则,非出好书不可」的壮志。

内战时期,上海恢复了往昔的喧嚣繁华,刘以鬯的怀正文化社小有成就,但「战争+爱情」这类流行小说对他依然有深刻影响,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失去的爱情》,尽管后来他对这部作品评价极低,但《失去的爱情》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当时电影编剧的青睐。

1948年,他跟一位影星有过短暂的婚姻,影星名叫李芳菲,今天关于她的资料已经很少,刘以鬯后来也甚少提及,但从这一段往事来看,倘若刘以鬯继续逗留在上海,说不定也会踏上编剧的道路。只是,他依然选择了文化出版业。

好景不长,1948年国内时局变幻莫测,怀正文化社经营上入不敷出,最后不得不关门。12月,刘以鬯察觉到社会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只身赴港考察。他认为,香港和上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如果在这里以海外华人为对象发展出版业,应该是个不错的路径。于是他带着怀正文化社来不及出版的文稿到了香港。

去往香港后,他四处为行李箱的稿件奔忙。而他以往常常光顾的上海大光明戏院却上映了他的电影。

1950年,上海最大戏院——大光明戏院放映了「解放后第一部电影」,名字叫《失去的爱情》。

香港的都市氛围跟上海相近,但这里的文化气息十分淡薄。刘以鬯把原本在怀正文化社筹集的稿件如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小说》、戴望舒译《英国小说中的旅行》、蒋牧良的小说,交到一些香港报社的编辑手上,但都无法引起他们的热切。

刘以鬯尝试重新办报刊,但不善营生的他很快亏光了钱,终于不得不靠写稿维生。

当时的香港,从内地来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他们都由于工作不如意、相继以写作谋生,日子相当苦闷。

在内地,作家身份是受人尊重的,但香港社会中生活的他们地位十分低微,南下作家经历了众星捧月到籍籍无名的落差后,不得不「煮字疗饥」。

夏济安的诗《香港——一九五零》反映了他没有保障、不安居乐业的生活状况。严肃文学的工作者越来越少,与张爱玲关系甚笃的文艺评论家宋淇也靠写稿度日。而这所导致的,又是香港通俗文学迅速兴起。

同样1948年到香港的,还有一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

查良镛是浙江人,后来在重庆上大学,1946回上海读法律,毕业后被《大公报》调往香港。当时的他除了主持报刊《新晚报》的《下午茶座》栏目之外,也做过翻译、记者工作,渐渐对香港熟悉起来。

1955年,他以「金庸」为笔名写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声名鹊起。

而这几年间,刘以鬯先后从事《香港时报·浅水湾》和《星岛周报》的编辑工作,年轻气盛的他坚持「纯文学」的办报理想,结果便是一切都不如意。1951年,刘以鬯通过小说《天堂与地狱》对这座都市发出怒火:

香港表面宛如天堂,但在一只苍蝇看来,简直比地狱可怕!

他工作并不顺利,办报理念上,跟报刊编辑发生各种分歧——因为要刊发新诗,刘以鬯多少跟同事意见相左,新诗在当时受到非议,所以大众更倾向接受旧诗。没多久,他辞任了《香港时报》编辑;1952年,收到海外友人刘益之的盛情邀请后,刘以鬯愤然离港,赴新加坡任《益世报》副刊主编。

初到新加坡,刘以鬯就任的《益世报》来头不小。它最早是一份发迹于天津的天主教报纸,但很快成了当时四大报刊之一。这次在新加坡创刊,特地邀请香港报界「五虎将」来办报,其中之一便是刘以鬯。

虽然,上海和香港都受过帝国主义统治,但到底是中国;相比之下,新加坡华人数量多,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息上却是另一个国度,这让刘以鬯感到不适应。接手《益世报》副刊工作后,报纸的第一个字到最末尾的标点符号,全是他一人独自在排字房完成的。那段日子,刘以鬯的手指间夹着香烟,从写稿到排字,彻夜未眠是常有的事。

50年代的南洋,是新马运动与东南亚冷战的关键时刻,报业和文坛成了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重要场域,行内竞争激烈,很快,新马开始压制一些媒体,黄色出版物和态度偏激的刊物首当其冲,一夜之间,许多报纸的命运遭到扼杀。

刘以鬯没有想到,《益世报》在新加坡甚至活不到一年。

南洋编报经历可谓不尽顺心,不久,他辗转在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担任一些小报的主笔,这些小报面临着资源不足或销路不佳的问题,为了生计,他偶尔写一些吸引读者的小说,其中,《南洋商报》上刊登的小说就颇受欢迎。

刘以鬯用当地的语言和读者熟悉的主题去反映马来西亚人民小说,这种富有「南洋色彩」的文学作品能让当地华人产生共鸣,他还出版了几部小说。

南洋的白天很热,刘以鬯在夜晚才创作,不写作的时候则流连于游乐场和商场之间,做记者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就结识了来新加坡演唱的「小云雀」顾媚。

那年的顾媚还没有「小云雀」之称,大约要在八年之后才唱红《不了情》。

这是初登歌坛的顾媚随团队赴新加坡、泰国演唱,刘以鬯是小报记者,时常撰写一些文娱新闻。顾媚当时已经读过刘以鬯写的一些文章,她记得这么名字,读作「刘以傻」。

两人相识,顾媚写下「刘以鬯」三个字问他怎么读,刘以鬯当即将字条收起来珍藏,自此,他每天陪顾媚上下班,出双入对。

在顾媚回国当时,刘以鬯赠送了定情戒指。但他们没有想到,顾媚回国之后因为某些问题,再也无法申请入境新加坡,而刘以鬯的编辑工作根本离不开南洋,从此,他们始终无法见面。

天各一方的日子,他们来往达三百封信,有一次,顾媚在台演出时不慎把戒指弄丢了,刘以鬯知晓后,觉得是顾媚有意悔婚。

没隔多久,顾媚收到刘以鬯将要结婚的消息。一气之下,她烧光了所有书信。

而事实上,当时刘以鬯被事业折磨得身心俱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搬过几次住处后,终于又回到新加坡落脚金陵大旅店。

工作不如意,刘以鬯偶尔去游乐场散心,从音乐声中寻求暂时的解脱。五光十色的气氛令他怀念起二十年前的上海法租界。这时,一场现代舞吸引了他的注意。舞团的当红主角正值22岁,上海人,名叫罗佩云。这是罗佩云第三次来新加坡演出。

登台结束,一个年轻人上来匆匆自我介绍,罗佩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刘以鬯,她读过他的小说。

她看过他的小说,他欣赏她的舞蹈。两人没想到,他们接着又在金陵大旅店遇到彼此。聊开之后发现,罗佩云三年前初到新加坡演出,他们已见过面。一段巧合的缘分迅速升温,两人一见如故,常在酒店大厅聊天、吃夜宵。

一个是东南亚当红女星,一个是小报馆穷作家,他们身边的朋友并不看好这段恋情。为此,刘以鬯不得不想办法改善生活处境。罗佩云好几次来找他,都看见他在编排报纸的广告文章。

长期的熬夜与奋战使刘以鬯心力交瘁,并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肺病。跟罗佩云约莫一个月后,他不经意似的说:「嫁给我吧,我养得起你的。」

罗佩云起初只当作玩笑,直到有天,刘以鬯突然咳嗽吐血,终于卧病在床。紧急之下,罗佩云托香港朋友为刘以鬯张罗医药,还每天请医生到金陵大酒店给他打针。

此后十个月,为了照顾刘以鬯,罗佩云放下了演艺事业。有时候,罗佩云知道刘以鬯思念家乡菜,便坐着三轮车寻遍牛车水,找到专门卖上海食品的店铺,为他打包记忆中的美食。

后来很多人都说,刘以鬯的命是罗佩云捡回来的。罗佩云也认定,当时的刘以鬯需要一个人照顾,所以便决定跟他了。她劝刘以鬯不要抽烟,也给他打理生活。

他们经过一段惺惺相惜的日子,刘以鬯病愈以后,很快就订了婚。

80年代后,刘以鬯已经受到香港文学界的肯定,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流行小说作者罢了。「流行小说」的创作经历给刘以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大概在1957年回香港之后发生的。

39岁的刘以鬯重回这片被鲁迅称为「无声的中国」的地方。比起十几年前那个带着一行李箱稿件南下的青年编辑,如今,他少了些锐气。短短五六年间,香港商业发展迅速膨胀,令他对未来感到无尽担忧。

坐在房间的书桌前,窗外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物价飞升,妻子又为他放弃了演艺事业——面对这一切,刘以鬯当初那句「嫁给我吧,我养得起你的」显得十分厚重。

没多久,几封来自新加坡的信投入到刘以鬯的信箱,是《南洋商报》李微尘的邀稿函。

刘以鬯虽然离开了新加坡,但他这几年发表的南洋小说,到底还是抓住了一些海外华人的胃口。

南洋题材小说也是刘以鬯乐于创作的,他对新加坡的加东海边、康乐亭、红灯码头难以忘怀,那里有着他潦倒的经历,也是甜蜜恋情开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南洋地区歌台文化在他眼里,是40年代上海舞厅文化的镜像。

起初两年,刘以鬯除了完成他的中篇小说《星嘉坡故事》,还写一些情爱小说,其中《夕阳灿烂》描述的是来自上海的主人公慕容慧珠在香港屡遭爱情挫败的、曲折而又悲惨的一生,还有《蕉风椰雨》、《蓝色星期六》、《三角关系》等,这些小说有的写新加坡,有的写香港,但其实都在写上海,或者说,这三处地方在刘以鬯笔下渐渐融为一体。

大概是不想让人知道写作上的「转变」,发表这类作品时,刘以鬯用了一个陌生的笔名「葛里哥」。

五六十年代,香港流行一种「三毫子小说」,它得名于风行一时的小说期刊,这些期刊每期只刊登一篇小说,每册售价三角。

香港人叫「三角」作三毫子,后来以这一词概称市面上的廉价通俗小说,就像今天的网络小说。

具有意味的是,在香港蓬勃而起的「三毫子小说」很大程度上源于上海——

解放前已出版侦探诡异杂志《蓝皮书》的出版人罗斌,到了香港之后,分别成立环球出版社和新系报业。新系报业与作者的合作方式是现卖现买,作者交稿后报社马上给稿费,货银两迄,互不拖欠。

这样的方式使作家越来越倾向于创作「三毫子小说」,后来作品一度流行全港的亦舒,也是从新系报业集团出来的。

当时在香港出版市场上,跟环球出版社分庭抗礼的便是虹霓出版社的《小说报》。

「虹霓」来头不小,老板黎剑虹的丈夫在前朝任宣传部长,也是「重庆和谈」的代表之一。五十年代正是冷战时期,美国致力于在香港建立「反红」桥头堡,不惜拨出大笔美金资助宣传刊物,「虹霓」便是美元文化的产品。

刘以鬯在南洋报纸发表作品,受到一些香港出版人关注。一位作家代表黎剑虹力邀刘以鬯供稿,很快,他的《星嘉坡故事》便在《小说报》刊出。一篇小说稿费三毛钱,还是交稿即结,这几乎解决刘以鬯每周的伙食生计。于是,刘以鬯借助早年的都市经验,开始大量创作通俗小说。

刘以鬯每天清晨起床就开始写稿,太太一边煮饭、看电视,偶尔忙会儿家务。每天写六七千字是常有的事,临近交稿期限,他会写上万字,放下笔的时候,电视节目都已经播完。电视机的英女王头像,窗外大楼的微弱灯火,便是他睡前抽最后一根烟时看见的,50年代末香港的景象。

为了不让自己和妻子的生活「捱穷」,他同时给十多家报馆供稿。有些报馆让刘以鬯根据「读者需求」修改剧情,对此,刘以鬯有自己的底线,虹霓出版社要求他写「反左」小说的时候,刘以鬯拒绝「不搞政治」,不得已时,会在小说结尾应酬一两句。

由于流行小说风气的影响,刘以鬯试过写武侠小说。一个叫金庸的作家因为连载《碧血剑》进入了长城电影公司成为专职编剧,从此声名大噪,越来越多作家写同类题材,刘以鬯只好作罢。有时候为了生计,刘以鬯甚至会接黄色小说的邀稿。

无论如何,多年以后夫人罗佩云回忆那段日子时说,丈夫在港写作大半生,「捱过辛苦,没有捱穷。」刘以鬯给夏志清的信中也透露,自己单是通俗小说就已经写了六千多万字。

一个舞团的当红主角愿意放下事业,操持家务和丈夫度过一生。就这样的转变而言,罗佩云这八个字,说得上是对这段感情最珍贵的肯定。

同是这几年,刘以鬯的老朋友徐訏也到了香港,但他的生活却并没有那么如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文坛鬼才」之称的徐訏,早年也在江浙一带成长,17岁之后便转居北京读书,北大的学院文化对他人格影响颇深。1950年到港,他根本无法适应商业化环境,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无奈,在后来的作品中也透露出强烈的空间疏离感。甚至,他曾经悲哀地说,在香港写稿是「行乞的事业」。

尽管「行乞的事业」对刘以鬯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但他依然不忘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寻找出路。1957-1962年间,他担任《香港时报·浅水湾》的主编,大量引介国外翻译作品。后来香港作家崑南表示,刘以鬯主编时期的这份报纸是「二战」以后香港最高水平的文学副刊。

只是,副刊的销量一直没有提升上去,刘以鬯在选稿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副刊的其中一位总编辑是从台过来的张继高,张继高艺术和音乐涵养很高,是港台古典音乐的推手,看过刘以鬯所选的稿件之后十分赞赏,因而屡次替刘以鬯向报社老板做沟通。

张继高的沟通见效了,在上级的撑腰下,刘以鬯继续刊发「曲高和寡」的现代派文章。编辑部也经常收到芭蕉岛读者的来信,这些书信大多祝《浅水湾》越办越好,在台当地,有的读者甚至骑自行车从小镇到市级图书馆读最新一期《浅水湾》。

六七十年代,刘以鬯进入了写作高峰期,供稿的报馆多达十三家,罗佩云会在他写稿时陪着,也会一起去送稿。生活勉强过得去,但是,一股强烈的欲念在刘以鬯体内翻涌着。

尽管后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写流行小说久了,觉得闷。尝试一下写一本但求满足自己的小说」,刘以鬯又改口,说那时候写「娱人」和「娱己」两种小说。无论,他对六十年代的自己是抗拒还是部分认可,很显然,他其实是厌恶写通俗小说的。

1963年,刘以鬯辗转从《香港时报》到《快报》任职副刊的主编,这一年,他也出版了代表作《酒徒》。

有时,他会把俗文学分为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并且尝试在一些纯粹为挣稿费的流行小说上写出新意,但在《酒徒》中,我们到底还是读到他内心的挣扎。「一个文艺爱好者忽然放弃了严肃文艺的工作去撰写黄色文字,等于一个良家妇女突然背弃观念到外边去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写过通俗文字的作者,等于少女失足,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点! 」

《酒徒》后来被称为香港这片殖民地催生出的一朵「恶之花」。小说的主人公是个酗酒男子,因为写作上的失意,常常悲观避世。他是刘以鬯内心那股欲念的化身,是普鲁斯特的影子,更是《尤利西斯》中都市街头的游荡者。文本中的香港繁华而堕落,充满【不可描述】,诚信缺失,作家们不得不用自己的笔招徕顾客,「灵与肉」在酒精的发作下暂且和解,又在醒后暴烈冲突,这一切关于刘以鬯、关于香港的书写,都使《酒徒》注定成为香港文学的一座大山。

然而,由于当时环境,《酒徒》在市场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香港社会正经历着阴晴不定的变化。

50 年代初,香港左翼文坛力量微弱,敌不过「美元」文学。大约从 1955 年开始,左翼开始创建报刊,与右翼对峙,此后由于冷战影响,两派长期对立。

1967年,局势发生了变化,左翼报刊以动乱的方式「反英抗暴」,又在内部搞反「feng/zi/xiu」,取消副刊和马经狗经,导致销量暴跌。

这个转折点,体现在「六七-动乱」事件上。

那年受内地影响,民众开始跟港英政府对抗,由最初的弃工发展到枪战和见血,一系列的伤亡之后,港英政府终于承诺改善施政,12月,周总理向香港左翼发出平息的信号,动乱才终于暂告一段落。这次港人反抗英政府的事件被称为「六七-动乱」。(作者注:为规避部分字词,本文部分字词跟文献有所出入,对事件的描写也有所删减,敬请谅解。如有兴趣,可循「参考资料」查找。)

右翼报刊如《中国文学周报》等,因为坚持冷战思维,也已经跟不上社会而停刊。随着 1949 年后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左」「右」对立的模式开始瓦解,新的报刊媒体产生,孕育出新的本土意识和共同体。

1967年之后,香港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本土」的文学作品开始发芽。

刘以鬯的小说《动乱》素材便来于「六七-动乱」。刘以鬯用街头的14个物件,从第一视角刻画动乱中街头的众生相,故事以一个年轻人被刺死作结,通篇看似客观描述,但字里行间尽显作者批评。

刘以鬯批评的不是动乱,而是它所带来的无辜伤亡,这种中立的态度一向体现在他的创作和编辑生涯之中,从重庆时期到上海,新加坡到香港。也正是如此,他跟一些立场鲜明的作者,譬如姚雪垠相比,总是少了点「光彩」。

「六七-动乱」之后,香港暂且平复,但整个华语世界并不太平。

1968年,台当局以「组织读左翼书籍」之类的名义,抓捕了36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当时《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陈映真。入狱前的陈映真还是一个市镇小青年,面对十年狱灾并移送孤岛,他感到绝望。而同一时期,内地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

这样的背景下,港英政府管辖香港所采取的「消极不干预」政策,反而给中文作家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空间。1972年,具有本土意识的三份报纸相继创刊,它们分别代表香港文化的民间派、古典派与写实派,每个派别对香港本土文化理解各有不同,比如也斯、西西认为,本土即表现本地;而黄国彬则理解为中西文化融合,至于第三种,则是挫折后的左翼的延续。

香港以外,政治环境导致华语文学灰暗,香港以内,大众和市场的本土化要求越来越迫切。

时间来到70年代初,刘以鬯已经在大量的流行小说创作中度过他创作的「壮年」,岁月流光,52岁的他按理说应该考虑「退休养老」问题。

但是,香港前所未有的自由环境和强烈的本土化要求都撩动着他内心那股欲念,他知道,压在抽屉里的「娱己小说」,是时候出来让港人见一见了。

因为一张慈禧90周年邮票,刘以鬯在1972年写下《对倒》;结合当时的社会新闻,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刘以鬯开始写《岛与半岛》。

1973年,《岛与半岛》最初在《星岛晚报》连载,一写就是三年。这三年间,香港经济衰退,股票下跌、物价上涨、灯火管制、刑事案件激增,它们都牵动着主人公沙凡一家的日常生活。也是在写沙凡一家的时候,刘以鬯想到他的邻居,想到电车上拥挤的乘客,想到摩天大楼中每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普通人。

二十多年的香港生活让刘以鬯把目光落在普通港人的平凡生活上——仿佛每一个港人都成了那个名字带有「凡」字的主人公。

也许这时候,刘以鬯会想到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还有老舍的《四世同堂》,他们都从个人或家族出发去写一座城市的众生相。但他们笔下的城市都只是一片仓促铺盖的背景,刘以鬯不同在于,他真正写下的是70年代香港。

《岛与半岛》表现出的市民百态,使读者终于留意到那个名为「刘以鬯」的小说家。而同时,在《快报》任副刊的刘以鬯,一贯坚持着他对文学的自由和开明观念,内地或台湾无法发表的文章,被寄到他的《快活林》和《快趣》编辑部,那份常年为销量苦恼的副刊,一时间成了华语世界的「快活林」。

80年代,香港经历了一些动荡,或许对比此后二十年的变化,70年代甚至不值一提,一首关于皇后大道的歌,也表现了那时候港人对于「回归」的不安。

但是,无论怎样,香港文学已经渐渐站立起来。

1985年,刘以鬯创办《香港文学》,成立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为香港和内地的沟通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他本人就是中国文学跟海外华文文学的连接基点,这都是后话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一个心结仍然在刘以鬯心里,迟迟没有解开。

他久久不忘一个都柏林小市民的形象,那才是他想写的小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酒徒》到《对倒》,二十多年的岁月仿佛一夜尽逝,而刘以鬯关于文学的理念,依旧还保有着最初的纯粹。那是从上海法租界转移大后方而躲避了战乱的文学理念;也是在香港和南洋之间颠沛流离的文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在长达半个世纪「左」「右」之争后依然独立的文学理念。

80年代,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宣扬自己的文学理念——从「五四」而来,呼吁「救亡」,求「新」求变。

这段时期的刘以鬯创作大量「娱己」小说,像《打错了》和《一九九七》。尽管已经不必「娱人」,但「娱人」已经像幽灵般缠在他的创作观,他强烈地求「新」,多次在不同场合倡议要「与众不同的小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可惜,此时的刘以鬯已经垂垂老矣。无论他怎么求新,他所写的已经不能更「新」了。

刘以鬯晚年曾经提过,想以坐电车的经验写一篇小说——一条电车线路,上行与下行所看见的景物不同。他认为这样的小说没人写过。似乎忘记的是,其实他自己写过了,不但写过,还在许多小说中重复呈现过这样的对称美。

意识流叙事,小说结构的对称美,这两种小说技艺对于青年刘以鬯来说有过深刻影响,尤其是它们象征着文学之「新」,也刺激着刘以鬯甘愿花尽一生去探索文学的更多可能。

但无法改变的是,由于把创作的壮年交给了流行小说,他永远无法知道,如果专注写「娱己」的小说,他是否会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

1993年,《岛与半岛》集结出版,刘以鬯亲自删减50万字。后来他的几部小说也经重版,刘以鬯经常大刀阔斧地作删减。有人说这是刘以鬯严于「律己」,其实对他而言,他只是希望那些卖给市场的流行小说,经过修改后,还有一丁点重读的价值。

其实给夏志清的信中,刘以鬯不仅说过「那类文字已作六千多万字」。他还中认为,它们弄坏了他的声誉,全是垃圾,必须抛掉。

相应的,1992年刘以鬯也曾表示过「文学会死」,那时由于电视媒体的冲击,人们担心报刊书籍会被取替。刘以鬯倒是坚信,电视和电影不会淘汰文学,文学却可能被文学淘汰。也就是说,严肃文学可能会被垃圾文学淘汰。

他真正担心的,是这种「淘汰」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想抛掉的,是他无法扭转的「过去」。

这样悲哀的宿命,原来早就闪现在他青年时期修改少年习作的事件中。

2018年刘以鬯去世,有人尊称他是「文学巨匠」、「文学泰斗」,而《酒徒》的「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之誉也受到了认可。香港文学界努力整理刘以鬯的生平作品,以求出一套《刘以鬯全集》。

负责这套书的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希望這套將面世的《劉以鬯全集》,是套真真正正的『全集』而不是『選集』。過去有些嚴肅文學作家在出版全集時,往往故意漏掉某些不滿意的作品,又有些喜歡把處女集定於成名後的某部作品,而促意把以前學習寫作時期的習作刪掉,使人覺得作家是位天才,所有作品皆有很高水平,讓人看不到污點及學習痕跡。」

能不能抛弃那「六千多万字」,已经不是刘以鬯可以决定了,但至少,他终于跟香港文学达成了和解,并且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一朵沙漠之花。


2018年,刘以鬯仙逝。短短四个月之后,一位笔名为金庸的作家也与人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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