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年轻时至罗马修神学，并加入耶稣会，于1662年到中国传播天主教。1630年在明朝的历局主持修历工作。满清入关后，多尔衮以皇帝名义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正五品）。他为顺治主修的时宪历颁行天下后，朝廷重申“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嗣后一切进历、占侯、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
汤若望曾被顺治尊称为“玛法”，满语意为老爷爷，在顺治的心目中汤若望始终是位德高望重的师友，这也使汤若望成了朝廷上下，宫廷内外惟一可以向顺治皇帝直言进谏而不至受到惩罚的人。史载他曾给顺治帝上奏疏300多件，多为顺治帝采纳。1646年顺治帝加封他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1651年加封其为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正三品）；1653年又赐其“通弦教师”，加封一倍；1658年顺治帝赐汤若望光禄大夫（正一品），其父母、祖父母都受到追封。
在顺治亲政后的头几次王公大臣会议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甫，因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指摄政王多尔衮）底专权跋扈，而且并预言他的皇叔底早死”。这句话虽短，却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汤若望提醒皇上摄政王在专权跋扈；二是汤若望预言皇叔将要早死。前半句话向福临敲响了警钟，皇叔既专权跋扈，则难免会有异心，需设法对付，防止突变。后半句话则给皇上以信心，皇上处境虽危，无力反抗皇叔，但光明之日即将到来，因为皇叔短命夭折，而且多尔衮果然在39岁时便突然死去。这对鼓励皇上满怀信心，摆脱傀儡起了很大作用。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顺治帝突染天花，高烧不断。在临终前关于继承人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毫不犹豫的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并力荐年仅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太子，即后来的康熙皇帝。当时顺治帝也是出了天花，朝廷对这个病很忌讳，认为得这个病的人若是不死，那一定是神在保佑他，将来一定能有一番作为，而这个唯一得天花不死的人又是皇三子玄烨，所以顺治帝听到汤若望的力荐时，也考虑了这个病的厉害因素，同意以遗诏的形式立玄烨为皇太子，并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四大辅政大臣。
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听信以卫道自居的安徽官生杨光先的谗言，以谋反大逆、传播邪教等大罪，判决汤若望由绞刑改为斩首，由斩首改为凌迟。然而，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干预下，加上北京出现彗星，发生地震、皇城起火等异数和天灾，迫使鳌拜在“上天示警”情况下，以皇帝名义颁布大赦，对汤若望等三人“免死”。1666年汤若望病死于北京天主教东堂，终年74岁。
康熙帝亲政后，经反复调查验证，于1669年八月为汤若望教案彻底平反，恢复其“通弦教师”之号，“照伊原品赐恤，还给建堂基地”。同年十一月，清政府为去世三年的汤若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帝特赐致祭银525两，亲自撰写祭文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
汤若望不仅仅使顺治摆脱傀儡，康熙登上龙庭，他在我国历史上的西学东渐潮流中占有突出地位，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你对他的生平不甚了解，但你应该知道北京的古观象台曾经是他经常工作的地方，上面的大部分仪器是经他和他的学生改造和建造。更应该知道他主修的《时宪历》（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成了以后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至现在也是我国编制农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