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底，忽必烈在鄂州战场上北撤回燕京，开始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蒙古自此陷入分裂。为了安抚南宋，忽必烈派出郝经为使，希望与南宋正式订立和约，以避免陷入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
鄂州之战的胜利为南宋争取了难得的喘息时间，南宋虽然没有理会忽必烈的议和请求，但也再未向北主动出兵。而是将全部精力放于理顺内政，以求休养生息。这是南宋最后的机会了。
此时的南宋，用千疮百孔来形容线毫也不为过。
朝政上，刚经历过丁大全之祸的南宋上下人心惶惶。1258年四月，被拜为右相兼枢密使的丁大全，勾结内侍董宋臣，伙同翁应弼、吴衍、马天骥等人，利用把控的台谏欺下瞒上，钳制太学，搅乱朝政，致使朝野乱局纷呈。直到鄂州之战爆发前夕，丁大全才被理宗罢免。
宋理宗以“恕道”治政，无论是对朝中大臣还是对后宫、内侍与外戚都比较放纵。在南宋诸帝中，其统治最显“宽厚”，但这种纵而不管的宽厚行为到后期引发了朝政的混乱。不仅仅是宦官董宋臣、卢允升在试图窃弄权柄，外戚与宗室的势力也在极速地膨胀。
除了内政不稳，南宋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连年的战争，使理宗朝后期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增发的会子来勉力支撑。
整个福建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闽籍乡民被迫出海谋生，而貌似繁荣的外贸，却基本被泉州的宗室与回回商人侵吞，这些人的利益又与朝廷官员紧紧纠缠，政府其实收不到多少税收。每年还要耗费巨资养着泉州的数千宗室。
两广还处于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状态，土地产出有限。
因此，此时南宋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浙江、江西（江南西路）与湖南（荆湖南路），以三省（路）之地，养活半个区域的中国，可以想象，此时的南宋面临着多大的经济压力。
不仅如此，这三省中最好的田地，基本都控制在富绅豪族手中，他们以各种手段隐瞒田产，逃避税收，使南宋的财政逐年恶化。
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问题，与其他朝代一样，南宋经过百年的发展，土地兼并相当严重。
而有能力兼并土地的那些人，基本都是有能力逃避税负的官绅与豪强，他们占据着巨量的土地资源却不愿承担相应的税负责任。致使国家只能将负担转嫁给下层劳作者。都说南宋富裕，其实真正富裕的只是士绅与豪族。南宋官员的薪俸是历朝最高的，南宋的士大夫待遇也是历朝最好的。而对于国家与底层百姓来说，日子都过得都很艰难。
此时南宋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型结构：国家与低层民众分占头尾细小部分，中间硕大的财富被士绅与豪强所占领。
摆在贾似道面前的就是一艘这样的破船。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携鄂州之胜大功回朝的贾似道，获得宋理宗的绝对支持。在罢免了左相吴潜之后，贾似道开始成为南宋的第一掌权者。同时，也开始了修理南宋这艘破船的艰辛工作。
在基本理清了朝廷之内的乱象后，贾似道开始推动“打算法”与“公田法”的实施。这是两个对南宋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但也因此成为贾似道遭受攻击的最大理由。
南宋全年的财政支出中，单军费一项就占据了90%。巨额的军费支出，战胜后动辄数百万缗的赏赐，使南宋朝廷早已不堪重负。同时，边帅武将与朝内掌权者相互勾结，疯狂贪默军资，长期以来，朝内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核军旅之实”。
掌权后的贾似道利用“打算法”试图理清军中的财政状况，却在前线守军中掀起滔天巨浪。
湖南制置使兼知潭州向士璧，被贬漳州后还令其责偿，最终因此而死。曹士雄也遭流放致死。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为了脱清关系，派其子吕师夔向国库移交了大批所积钱财。而刘整，在得知自己将被清查时，直接投降了忽必烈。
宋代的田制一向执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到南宋后期，由于税籍管理的混乱，士绅地主利用隐瞒田产等手段，逃税现象非常严重。使政府通过对二税征收而获得的粮食相当有限，军粮的供应只能依赖于“和籴”（即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收购粮食）。
在贾似道的支持下与推动下，公田法于1263年二月开始实施。公田法，其实质就是收购官员、豪绅超过标准的部分“逾限之田”，将这些田回买为公田作为军费开支。公田法的实施，使南宋的财政出现转机。虽然停止了和籴，但军粮的供应却得到满足，会子的发行数量得以减少，物价开始保持稳定，粮价也得到了平抑。出现了南宋后期经济少有的好转现象。
然而，在贾似道试图继续推进他的各项改革的时候，他的最大支持者宋理宗却在1264年十一月去世。贾似道各项政策嘎然而止，南宋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余下的时间无非是在苟延残喘。
总观贾似道执政之后的政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急”。因为急于清理军队的贪污腐败，而逼反刘整；因为急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得罪全体官绅士大夫。但即使如此之急，上天也只给了他不到五年的时间。这些年里，贾似道虽然暂时修补了南宋的一些漏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