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讲座中，我们讲了“花间词”鼻祖温庭筠，也讲了“花间词”的另外一位大宗师韦庄，这两位大师在“花间词人”中辈分较高，他们都是晚唐时代的人，尽管韦庄生命的后十几年在西蜀度过。温庭筠在写词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花间派”，“花间派”那是后来五代十国的事情了。但“花间派”的词人还是将他作为本派的鼻祖来供奉，因为温庭筠奠定了花间词“香而软”的风格，奠定了花间词派的内容，要么是醇酒，要么是妇人；要么是伤春，要么是悲秋。
总之，与一本正经的宏大叙事的诗比起来，词很妩媚，很适合表达我们在诗中不想说不好说但又不得不说的隐秘的情感，你要是用诗歌写艳情，别人会说你是个老流氓；你要是用词写艳情，人家会夸你是多情的词客。因此，花间词的主要内容就是醇酒妇人伤春悲秋。这个方面，温庭筠确实得时代之先机。
那么问题来了，本来中唐文人词格调蛮高雅的，比如李白的两首绝唱，唱出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张志和的《渔歌子》系列，唱出了中国文人烟波钓叟的隐士理想；刘禹锡白居易的词，咏唱了民歌中纯真的爱情。那么，晚唐与五代时期的文人词，怎么就出现了“香而软”的词风了呢？为何又在西蜀集中出现了一大批花间词派的词人呢？
这一切要从晚唐时代说起。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强大最自由的时代，盛唐的精神气象万千，盛唐的诗人们大多都做着侠客之梦，他们最爱的就是驰马边关建功立业；他们的价值观是“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他们梦想“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把自己的名字挂上凌烟阁。他们豪情万丈，他们踌躇满志，他们是上马出征下马写诗的一群侠客。因此，盛唐的诗总是弥漫着侠客之气。不过，“安史之乱”后，盛唐上升的势头戛然而止，进入了中晚唐时期，大唐帝国的气运开始衰落，逐渐走向末世。
纵观中晚唐时期的政治，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是残酷的党争，士大夫们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你对我落井下石，我就对你背后一刀，反正是你好，我就不好；我不好，你也别想好，搞得很多文人陷在党争之中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比如李商隐杜牧和温庭筠等。
第二是宦官专权，皇权被严重蚕食，到了晚唐时代，宦官们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
第三是藩镇割据，实力强大的地方节度使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连皇帝对官员的任命权也给夺走，几乎每个节度使都是独立王国。这三条绳索把唐帝国勒得奄奄一息，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末世，恰如李商隐所说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青春勃发的大唐帝国已经走向了血色黄昏了。值此末世，没有谁还在做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文人们普遍陷入了一种末世的绝望之中，他们报国无门，他们忧愁苦闷；他们怀才不遇，他们迷惘绝望，总之，他们是末世的残阳下，一群绝望痛苦神经衰弱的人。
乱世出英雄，末世重享乐。末世就是享乐主义盛行的时期。魏晋风度、六朝的奢靡；五代十国的享乐、晚明的极奢主义，大抵皆是如此。末世的文人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遁入“白云乡”，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大自然的山水林泉中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隐士；二是陷入“温柔乡”，做个偎红倚翠红楼楚馆千金买醉的富贵闲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晚唐时期的诗歌更加香艳了，仿佛又回到了六朝糜烂的时代；描写美女闺情、酒宴歌舞和美丽的爱情的诗歌多了起来，晚唐的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荷尔蒙和多巴胺的气味。那个时代，男人们好像个个很情痴，女人们个个很大胆。描写美丽爱情的诗歌占了主流，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一种“死了都要爱”情深决绝；女道士鱼玄机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理是这个理，但一个女道士说出来，总有些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