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来看古代立法。古代有没有明确的成文法?有，比如《大明律》《大清律》。但是它们和现代法律又不同，只是规定一些法律原则。比如，规定"临阵退缩者斩"，这是一条法律吗?是。但是临阵退缩该怎么判定和执行？它只是规定了大原则，但是没有可操作的条文。于是就有许多其他文件，作为法律补充。
第一类补充文件就是例。以明清为例，都编有庞杂的律例文件，两相配合，它以律为纲，以例为目，每一条律后面附带很多例。这些判例可以援引。比如，律规定∶ 子弑父，要凌迟。这条律后面会有很多判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弑父对应什么判决。比如同样是儿子失手杀害父亲，父亲在跟其他人争斗，儿子上前帮父亲的忙，失手把父亲杀死，这是一种情况；儿子在跟其他人争斗，父亲上前劝架，不小心被争斗双方杀死，这又是另一种情况。法官遇到的真实案件，情况复杂，细节繁多，就需要对照律例进行裁决。律和例合起来，便成了历朝历代的主要法律条文。
第二类补充文件是会典。比如《大清会典》、《大明会典》，都是政府各部门机构设置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汇编。会典严格来说，类似于现代行政法或者是专门法，比如吏部的会典类似于劳动人事法、户部会典带有财政法等的内容。它们起到规范政府行为、指导行政运转的作用，算是法律的一部分。第三类补充文件是则例。则例是政府在运转当中遇到的问题、案例的汇编，可视作上述法律条文的补充。这四方面的文件，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法律。
当然了，所有成文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圣旨。君王即法律。皇帝颁发了一道圣旨，无论说了什么东西，都是最高的法律。凡是与之不符的，即便是《大清律例》也要让步。
古代司法有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有"十恶之罪"不能赦免的，分别是∶谋反、大逆、谋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还有个概念叫作"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是符合亲故贤能等八类标准的人，犯了罪需要在朝堂上商议处罚，一般都会从轻减免。比如，孔子后裔或者宰相犯罪，朝廷就需要开启"八议"程序，刑部不能按照正常程序判决，这是皇亲贵戚的司法特权。八议制度，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历朝历代的刑罚各不相同，按地位分，有主刑和附加刑。发展到明清，主要有五等主刑∶答、杖、徒、流、死。笞是打板子，杖是打棍子，徒是有期徒刑，流是流放，死即死刑。每一等主刑又分好几个小等级，比如清朝死刑又分斩立决、绞立决、斩监候、绞监候四等，立决是死刑立即执行，监候是死刑缓期执行。其他四种主刑则根据数量、年数、距离分为不同等级。附加刑有凌迟（千刀万剐）、充军、为奴（明代有罚为官奴，清代有给披甲人为奴）、枷号、站笼等。
主刑不足以惩戒犯人，可以追加附加刑。或者罪行轻微，不够主刑标准，可以用"枷号示众"之类的附加刑加以惩罚。清朝还规定，八旗子弟可以用附加刑来抵主刑，比如杖刑可以用枷号几天来抵，流刑可以用枷号几个月来抵。清朝为了保证八旗人口的力量，免于分散，一般不施加徒刑、流刑。
附加刑中还有"抄没家产"一条。当年和珅倒台，正刑之外就有"抄没家产"的惩罚。和珅罪当死，因他是内阁大学士，属于八议的范围内，八议时从轻处理，改为赐死。赐死和死刑的客观结果是一样的，但前者是对一个人莫大的恩宠。嘉庆赐给和珅一条白绫，和珅就上吊自尽了。
当然了，古代法律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那么，古代司法看起来程序严密，律条繁多，官员也不见得都是贪赃枉法之人，但是冤案错案却层出不穷。原因何在?
首先举个例子，比如河北保定人张三，考中进士后出任浙江丽水知县。丽水出了一桩灭门惨案，张三的上司发下公文，限张三在四十日内破案。当时没有法医，没有指纹，不能检验DNA，更没有监控录像，交通通信也不发达，破案进度非常慢。张三要在四十天里破获一起无头疑案，可能性不大。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广撒网，将有嫌疑的都给抓起来，抓起来之后除了严刑拷打以外没有其他手段。
现代司法的一大原则是"疑罪从无"，嫌疑人也是有人权的，只要没有定罪，他就是无辜的。但古代可不是这样。丽水知县张三抓了一个嫌疑人，他要做的就是让嫌疑人认罪。在既没有法医技术，又没有被告权益保护的情况下，定罪的依据就是嫌犯的口供。古代司法定罪最主要的不是人证，不是物证，而是口供，为了得到口供，官员能依靠的只有严刑拷打。古代司法官绝大多数都是读着圣贤书出仕的，他们肯定知道严刑拷打不对，但是他们首先得保住官位，得完成破案任务。为了保住身份地位，张三必须在限期内得到嫌犯的口供，给他定罪。他要拷打所有嫌犯，白天不行就连夜拷打，连续拷打三四天，重刑之下何患没有口供?
案子的初审是最重要的。案子发生在哪个县，所属知县的审讯是最重要的。知府也好，按察使也好，巡抚也好，刑部也好，都不可能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认真审一遍。基层官员的工作量大，上司的工作量更大。越往上，官员的审案压力越大。巡抚大人不可能把全省上报的案子都认真重审一遍。上司接到下属呈送的案卷，最多就是把文字、物证看一遍，再把相关人等提上堂来，按照"既定案情"问一遍。知县花了一个月把这个案子审清楚，知府、道台、巡抚的重审可能也就一天。不负责任的上司，拿着结论照本宣科，人证点点头，案子即过。遇到有犯人重审当场喊冤的，上司的惯常做法是继续用刑，逼犯人承认原审结论。犯人不肯，上司就说"案情可疑"，发回原审衙门重审。这就等于把羊赶回了虎口。上级衙门更看重的是，案卷是否齐全、判罚是否得当、文字是否清晰，上级官吏的重审更像是在"审查文字"，做文字游戏而已。只要形式上看起来合法合规，依法办事，万一出事，上级衙门就能推卸掉责任。所以说，案子初审很重要。
但正因为司法压力都转嫁到了基层官员身上，造成了基层压力过大。基层知县知州的司法能力，乃至个人好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子最终的命运。可他们其实并没有接受司法方面的培训，又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为了让承审的案子在漫长的司法流程中通过，为了让案子不影响自己的仕途，必须把案子办得跟法律条文一模一样。可是现实永远不可能是法律条文所能描绘的，案情不可能跟法律条文严丝合缝。一个证人说，案发当天我看到了前半段，后半段不太清楚。或者第一个证人说张三砍了李四两刀，砍在左肩；第二个证人说张三砍了三刀，砍在左脖。上司会说"案情不清"，驳回。为了依法办案，初审官员只能"塑造"案情，把案子往法律条文上靠，还得让相关人等"众口一词"，口供一模一样，还必须搜集和供述完全吻合的物证。这就不是在审案了，而是在"制造案情"，根据上司喜好、朝廷律例、流转程序把案情塑造得无懈可击，证明自己判罚得当，依法办案就变成了"依法造案"。造案势必加重刑讯逼供，冤案就这么产生了。
破案压力、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狱贵初情、复审形同虚设，这些因素使得古代出现冤案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再加上一个残酷贪婪的经办官员，出现冤案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有冤案就得平反，历朝历代都制定了申诉、平反的司法程序。
所有当事人都可以提起申诉，越级告也好，拦轿喊冤也好，告御状也好，都是合法的。但是实际上，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得到平反的冤案，屈指可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少数几个案子。但实际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平反不是依靠案情本身，而是依赖于幕后的政治斗争，是江浙官僚集团和湘军官僚集团斗争的结果。杨乃武与小白菜只不过是大棋盘上的两枚小棋子。实际上，排除政治因素，真正就案情论案情得到平反的冤案少之又少。
为什么冤案难平反呢？第一，制度设计越严密，审讯的级别越多，案子牵涉进来的官员就越多，平反的阻力就越大。平反成案，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官员，而是站在案子背后的整个官僚集团。每一级确认判决的官员，所有案卷中提及的官员，都会因为案子的平反受到处分，都要面临处罚。他们很自然就组成了阻碍平反的利益集团。每一个案子的平反，都是蒙冤者在跟整个官僚集团做斗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杨家人包括整个江浙官僚和整个湘军官僚集团做斗争，如果不是有更加强大的政治势力介入，是平反不了的。看似严密的制度设计，反而增加了平反难度。
第二，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轻易不接受申诉。官府虽然允许拦轿喊冤，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官员愿意遇到拦轿喊冤的人。他拦了你的轿，这个案子你是接还是不接呢？按朝廷法制，你得接，但接了就意味着你替当事人重启一桩成案。你怎么知道原审官员是什么背景，原来的案子有什么隐情?你怎么知道现在案卷是在刑部尚书手里，还是在皇上的手里?谁接了申诉，谁就要自找麻烦。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出巡，两边都会有亲兵和护卫隔开人群，就是不希望有人拦轿喊冤。当年刺马案里面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就是被佯装拦轿喊冤的张汶祥刺杀的。
第三，平反不仅要证明冤主是冤枉的，还要证明原供状是假的。你说这是冤案，但是原审官员会说罪犯已经认罪，有口供，有画押，有物证，你怎么证明这些都是假的呢?平反者同样面临没有技术手段，没有法医的困境。除非是碰到像宋慈那样的人，能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不然很难驳倒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