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
黎荔
在《罗兰观感》（1944年12月上海《力报》副刊）一文的最后，张爱玲这样写道：“流苏与流苏的家，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的。就像现在，常常没有自来水，要到水缸里舀水，凸出小黄龙的深黄水缸里静静映出自己的脸，使你想起多少年来井边打水的女人，打水兼照镜子的情调。”
张爱玲以“古中国的碎片”形容“流苏与流苏的家”，这可以理解为她在提醒读者，要将《倾城之恋》的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环境，纳入传统与现代的参照中体认领会。也就是说，“流苏与流苏的家”这种“古中国的碎片”，不是以文物或古董的形态留存在现代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中，而是依然涉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文明的结构性因素，参与到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张爱玲希望“《倾城之恋》的读者不要拿它当个远远的传奇，它与你是贴身的人与事”。
怎么理解“打水兼照镜子”这一段，我觉得在张爱玲这里，不仅仅是卖弄其心致的幽远，“井边打水的女人”为什么要打水兼照镜子呢？其实大有意味。打水是家务劳作，一般是男人去干的重体力活，女人去打水可见家里没有劳力，女人无人依托，只有自食其力。照镜子是一个充满了女性意识的动作，如《诗经》所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昔者“女为悦己者容”，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女人有意无意照镜子的这个动作，从身体语言来说，充满了某种自怜自惜与不甘寂寞的意味。每次我读到此处，总觉得打水兼照镜子的女人，是被男人冷落甚或遗弃的女人，也是对自身失意进行清醒审视的女人，她活在世世代代，她活得低卑难堪，让人看来不免唏嘘。在《倾城之恋》中，她的名字叫白流苏。
流苏一出场就是离婚回娘家生活的女子，在传统文化中她是一位弃妇，不容于家族兄嫂，她只有和自己的同族姐妹竞争，放手一搏，孤注一掷，在香港沦陷中，侥幸靠上了范柳原这个长期饭票，终于成就了一段乱世婚缘，使自己跌落的人生得以翻盘。被弃是因为男人，翻盘也因为男人，仰仗于男人，苟全于乱世，流苏的失意与得意，始终是下贱难堪的。当流苏“到水缸里舀水，凸出小黄龙的深黄水缸里静静映出自己的脸”，与水中浮现的自己相对望，她清醒地知道，寻找一个有权势的男人结婚，是求得生存的终身事业，而唯一可资凭借的，就是自己尚未凋零的容颜。在打水兼照镜子的时候，就好像划过一道光，她把自己原来和后来的境地都照亮了，也照亮了世世代代的女人无法挣脱的生存困境。这段描绘充满了一种苍凉、寂寞的情调。同为女人，不仅当年的张爱玲和苏青感叹，在大半个世纪之后，我看到这一段，也同感叹一句“可怜的女人呀！”是道不清的物欲与情欲，虚荣与贪婪，封建与依赖，让她们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这是她们生存中无法突围的困境。如流苏这样的“古中国的碎片”，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里，也还是到处都有的。
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弃妇形象出现在《诗经》中，如《卫风·氓》、《邶风·谷风》、《邶风·柏舟》等作品里。在《倾城之恋》发表半年后，1944年4月，张爱玲在《论写作》一文中指出：“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邶风·柏舟》一诗的叙述者，是一位被丈夫抛弃，又遭众妾及自己兄弟羞辱的弃妇。身处逆境的弃妇在诗歌中抱怨自己“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终日“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将《邶风·柏舟》的叙述者与《倾城之恋》中的流苏相互对比，她们在遭遇和心理上呈现出不少相似性。可见看出，张爱玲确是基于弃妇这一人物类型来塑造流苏的。但流苏并不甘于在命运前面默默沉落下去，张爱玲将流苏塑造成一个“蹦蹦戏花旦”似的女人，虽处于逆境，身陷泥淖，却最终“能够夷然地活下去”。为了让读者体会到她对流苏形象的理解，1944年12月，在发表于《海报》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写道：“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也就是说，被范柳原称赞的“善于低头”的柔弱之美，只是生存主义者流苏的一种手段而已，她清楚只有这样做低伏小，才能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救赎。这是女人面对艰难时世和人生困境时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想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许多话，清醒到透辟入里，“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张爱玲称有一种女性为“女结婚员”，她们终其一生的正经职业，就是找个家业不错的老公嫁了。《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花凋》里的川嫦，《连环套》里的霓喜，《留情》里的敦凤，她们都是“女结婚员”。流苏与霓喜，更是有本事二次创业的“女结婚员”，就像一支股票跌停后又强势拉升，大幅冲高，她们都上演了最为惊险的人生翻盘好戏，这就是女人的传奇。可是，说到底，跌停是因为男人，拉升也是因为男人，男人才是洗盘控盘的庄家，在这场升降沉浮的游戏中。70多年过去了，妇女用了半个多世纪解放思想、提高地位，然而，有些事却没变。如流苏这样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生活，找到人生的依靠，不惜放下身段，用手段和智慧获得一个权势男人的垂爱，获得未来人生的保障，这样的女人故事并不是远远的传奇，而是我们身边常有发生的事情。当金钱和依靠来得太容易，甚至省去了长时间的奋斗，权衡各方之后，21世纪的流苏们，和上个世纪40年代的女性前辈一样，企图以婚姻为筹码改变命运，她们的谋爱也就是谋生。我只想说，张爱玲70多年前的思想是多么超前啊！“流苏与流苏的家，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的”。
你看看当下的媒体，时常可以看到的是“嫁人成功学”的张扬。在大众文化场域，女性依然作为对象化的他者存在，她们的核心价值，总是不离开“嫁人”路径的经营。记得有一次，看历史学家资中筠在访谈中这样讲：“（现在）不光是要回归家庭，女性要变成一个以色取人的对象，全是这种，所有的广告，包括连药物的广告……现在这种宣扬是大踏步的倒退。”充斥于主流和非主流媒体的“剩女”一词，就是一个污名化的语汇，关涉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道德攻击，以充满歧视和暴力强制的标签，刻画出没能因循文化预设完成婚姻的女性群体，其地位甚至低于处于水深火热婚姻生活中的女性，因为即便水深火热，她们也被男人选中了，而“剩女”则是没被正常男子选中的“剩货”。当女大学生们也津津乐道于“嫁人要趁早”的嫁人经济学盘算时，当代中国性别问题的议程设置正在被消费主义和复苏的男权文化合谋着重构。“嫁人哲学”取代了“性别公正”议题的真正拓进。
你会发现，观察时代的入口有很多，女性是其中极具魅力但又富藏陷阱的一个。这个入口中可以看出哲学，看出人性，看出时代的倒退和曲折，看出女性的沉沦牵连着整个人类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