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惨淡经历,使媒体人高昱先生感慨“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这个论题可一分为二,在追问“什么是失败”之前,还得探析“什么是启蒙”。中国自古有启蒙一词,意为“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谁来开导呢,知识人或士,开导谁呢,老百姓,这样的启蒙,更精准的表达,曰教化。在西方,当以康德《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What is Enlightenment?)之定义最具代表性:启蒙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指不经他人引导,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

把两个定义并置一处,可知中西启蒙话语的根本差异。如康德所言,启蒙的主体是自己,而非他人,他人可以引导,其角色,徐贲《与时俱进的启蒙》称之为持灯与摆渡,即提供媒介,仅此而已。中国的启蒙,主次(奴)分明,启蒙者才是主体,其方式,有时竟非引导,而是强制,强行把启蒙对象拉出“不成熟状态”,使之成熟,明白事理,有一说法叫“唤醒民众”,唤醒二字,意味深长。这么一说,我们发现,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下,中国启蒙的终点,毋宁是西方启蒙的起点。

我不敢断言,以启蒙翻译Enlightenment属于误译(如果以康德对Enlightenment的定义为标准,中国的启蒙则颠倒了主次,南辕而北辙;如果以中国古代对启蒙的定义为标准,Enlightenment则不该译为启蒙,也许可称作觉醒)。但是,如你所见,关于启蒙的诸多争论,首先与定义有关。譬如当高昱抱怨启蒙失败,批评者则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资格启蒙我们?其实,揣摩高昱的表述,如“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云云,他使用的启蒙,与康德关系更近;批评者口中的启蒙,显然产自中国,因其所隐藏的壁垒森严的知识-权力关系,的确容易令人反感。二者相争,有如关公战秦琼。

由于启蒙的歧义以及所滋生的混乱,一些知识人不愿再用这个词语,甚至不愿再谈这个话题。我则以为,与其回避,不如直视,倘若不能发现或发明一个新词取而代之,那就尝试重构启蒙。遵循康德的定义,启蒙乃是一种自我觉醒,其要素,第一是勇气,第二是自由: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所有可称之为“自由”者中最纯真的那一种: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如今我听到各方面都在叫嚷:“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去操练!”税吏说:“不要争辩!去纳税!”牧师说:“不要争辩,去信仰!”(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统治者说:“你想争论就去争论吧,但要服从!”)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会阻止启蒙,以及哪些不但不会妨碍它,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我的回答是: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追求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启蒙的两大要点。由此出发,启蒙的主体、向导等,只可能是你自己,他人无权僭越,哪怕是你的父母、老师、偶像,他们所提供的知识,好比船只,惟有你才是船长。如果把勇气与自由拱手让人,那么你永远无法摆脱愚昧与奴役的“不成熟状态”。要言之,所有启蒙都是自我启蒙,正如所有愚蠢都是甘于愚蠢。

明确了何为启蒙,再来谈它的成败。相比高昱的感言,另有一种极端论调,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并无启蒙发生。对此我实在难以苟同。诚然,在此期间,启蒙未能酿成一场政治与文化运动,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那样,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与光芒;觉醒者的数量也许低于预期,然而按我们重构的启蒙定义,这是一项个体经营的事业,不该以量论成败;新生代的表现也许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年轻的时候又是什么德行呢,对比此时与彼时的环境,愈发印证了启蒙的价值与必要性……至多只能说,启蒙尚未成功,因为它一直在路上,始终处于进行时态;启蒙者永不言败,因为当一个人丧失了运用理性的勇气与自由,简直不配称之为人。

我不认同高昱的启蒙失败论,却十分赞赏他的态度。这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说:“即使回到黑暗,我也不会去回忆那些曾经有光照进来的日子。没有光,那就取火。世界上真正好的事情,都不是因为有希望而坚持,而是坚持才有希望。”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在没有光的世界,自己作自己的光。这正是启蒙的要义。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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