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以仕途为意，虽然在晚年他常以闲适、悠游的姿态和面貌表达人生志趣，但白居易各阶段的种种意志基本上是围绕其仕途际遇之轨迹逐渐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其中忠州遭际深刻影响白居易的精神，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空乏其身”的效果，也在这种精神空白期形成了环境对人的全方位渗透。
白居易忠州诗歌所呈现的艺术状态与他在忠州期间的总体情绪和心境变化存在关联性，随着心理状态的变化而表现出三个层面的艺术呈现。
两种喜悦，各有况味
第一个层次是离开江州和离开忠州时所展现的那种喜悦所驱使的创作，但是这两个场景下又各有不同。
首先是离开江州时因其满心期盼得到了实现而产生的喜悦。江州的山水人文浸润了白居易的精神和创作，初次贬官似乎迎合了白居易的“屈贾”情结，他追比古人的被逐流落，贬官江州似乎为自己的政治参与增添了积极的道德色彩。所以江州时候的政治打击并没有真正打击到白居易的文学实践，其创作所需要的因素是充足的，甚至因为贬官这一亲身的经历而增添了一种情绪上的丰富性、情感上的深刻性。
因而，当内心有所着落且暂时融入江州生活后，白居易以安稳期盼的姿态进入情绪较为高涨的轻松创作状态。此时的作品总体色彩呈现为明快多彩，节奏流畅不滞，语言和意象选取多呈现出积极的暖色调，这样的色彩一直延续到赴任忠州的途中。直到意识到忠州实际情况前，这种心态都伴随在白居易创作的基调中。因为白居易诗歌善于用起兴，所以审视这个期间的艺术特征，可以以其起兴基调来观察白居易诗歌呈现的艺术色彩。即使“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也是自我闲适状态下的一种较为轻松的自我发问。
这一层次的另一场景是离开忠州时候的喜悦。如前所述，白居易极有可能得到新的信息，对未来有所预估。从离开前的最后一个短暂时期，直到离开忠州回归京城，其情绪都是徐徐上升的。但是这种稳定心态的出现，却似乎是突然的。
因而有一定理由认为，白居易这样的主动调整有外力的影响。诗歌苦涩、凝滞阶段过后，由于白居易的诗歌风格并未在极度压抑中得到淬炼，所以其诗歌呈现的精神不能凝练的特征在这一阶段继续延续，情绪经历冲淡了实际的创作能力和愿望，白居易所思考的东西促使他远离了诗歌创作阵地的自我惯性。这种断裂之后，他重新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新的创作阶段。色彩随着预期出现而产生变化。
此外，白居易的喜悦中流露着低沉的情绪，这是在心灵打击下，未能完全承受被动打击所造成的压抑积累。这种情绪一时难以调整，如在返途中写的《恻恻吟》：
恻恻复恻恻，逐臣返乡国。前事难重论，少年不再得。泥涂绛老头斑白，炎瘴灵均面黧黑。六年不死却归来，道著姓名人不识。
旧事即使含有冤屈，今天也难以再追究是非了。当年的诤谏意志随着青春已然褪尽激情。从远贬炎瘴身陷泥涂的境遇回归，头白面黑；人事变迁，早已不是当年的情势和局面了。因此，即使得到归京的机会万分喜悦，但这个阶段所流露出的喜悦不由得与忠州的苦闷压抑及归京带来的沉重思考交错混杂，因而压抑后的创作缺乏激情和足够动力。
渐入低沉，陷入挣扎
第二个层面是在忠州任职期间的持久压抑下的创作，这个过程里同样有两种可区分的情绪。这个期间阴郁的色彩笼罩在大部分创作中，生活场景的单调，酒乐的勉强为欢，忠州人文场景给了诗人以“空乏其身”的效果，这个时候白居易在忠州认清现实后，情感基调所呈现的压抑、郁闷，促使其精神处在失控中。
贬官前白居易大量创作讽谕诗，激切而直露。过去的创作总是和政治人生相关联的。当忠州量移来临的时候白居易的政治机遇得到改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文章济世的逻辑，进而继续反映现实，是极有可能的。
如果只有江州或者忠州一次贬官，白居易不足以被击垮，但是两次叠加，期望落空，境遇与想象形成的落差、造成的心态失衡，进一步侵扰到诗歌创作的方向和水准。白居易暴露在忠州的失望气氛下，这深入地打击到他的意志和文章信仰。这个时候白居易在被动中自然延续了江州弃作讽谕诗的惯势，并进一步与这种创作领地保持了距离。
所以，当有论者认为“白居易量移忠州后，面对荒凉偏僻的环境以及遥遥无期的归京之日，深感生命被弃置，使得其心情尤为低落。故其在色彩意向的选取上倾向于选择阴冷灰暗的色彩”，这种判断确实把握住了白居易忠州创作的主色调，但是这种判断意味着，未能对围绕忠州际遇产生的一波三折、以及白居易的主动调整等要素予以充分考量，尤其当从广义范围全面考察白居易忠州诗的创作时，这种论断就显得片面。事实上，交织于其间的诗人的自我情感挣扎，包含生活的各种色彩，绘就了忠州的独特图景。
尚有余地，穷而未工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于诗人因身处困厄而使创作增色的论述颇多。司马迁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论述，韩愈在《荆谭唱和诗序》中也有如下一段体认：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欧阳修也曾在《梅圣俞诗集序》中高唱诗穷而后工的观念：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综观此类表述和白居易的忠州创作实践，以“逐臣”自视、以“灵均”自比的白居易似乎具备了上述的诸多遭际，似将步入这样的创作佳期，其创作或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在忠州的压抑情绪下，白居易的创作并未表现出穷而后工的特征，反而总体上多是围绕着较为单一的情绪排布的日常苦闷诗作。这种异常状况或可从白居易职位上实际的升迁事实查找原因。
归京是白居易持续稳定的渴求，这种强烈愿望不会因为境遇变化而发生实质的改变。白居易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即使遇到挫折，也能本能地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复的评估，因而他可能会以此来安慰自己，自己的境遇是在一定程度上好转的，长安是更进一步了。因而随着政治参与的减少，其曾经激烈的创作产生停顿，他的日常创作虽然不辍，忠州百余首诗里有八十余首杂律诗，但是他并不以此类作品为意。他在来忠州前所写的《与元九书》中云：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在乎诗教的白居易要求删诗，在忠州前后元稹帮其诗集作序，说明忠州前后他的情志并不寄寓在此。剩下的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在《与元九书》写作的同时期，作者提到，其感伤诗存录有一百首，忠州期间则留下四十首。虽然江、忠之间以及后来仍有感伤诗创作，但是将忠州感伤诗的数量和前期感伤诗的总数作比较，可知白居易忠州期间的诗歌创作历程是情随境迁，随着外物不断扰动内心而被动反应的过程。
此外，从“共嗟炎瘴地，尽室得生还”（《浔阳宴别》）和“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入峡次巴东》）等表述看，家人的始终陪伴是白居易的一大安慰，这使得在外界的精神冲击来临时，他始终能够因为靠近亲人而得到慰藉。早年亲近庄禅的经验在此时深化了白居易对于“物我两忘”的理解。
再者，这个时候没有外界读者的及时赏读、评鉴，缺少创作动力、冲动的忠州平淡生活，导致多取材眼前事物，加上竹枝词蛮语俗调的浸润，使得白居易的文辞更加呈现出平铺叙事的特征。其涉笔较轻，绘事言情，均较为简短、直接，没有深思熟虑的痕迹，没有深刻道理的灌注。这个时候，白居易诗歌呈现出的是思维松散导致的诗歌格律松散，进而致使其色彩不够明丽有力，内容不够形象生动，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也是兴奋色彩不足和怨情苦调有余。
以上几种因素共同对冲了境遇和压抑苦闷的精神问题，加上前述的他对于诗歌着力点的特有倾向，这个时候他的创作没有形成“诗穷而后工”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