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石峁考古45年，质疑焦点为何是黄帝和夏朝？DNA技术理出头绪》中，我们对距今4300年的石峁古城的超强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简略介绍。
作为先夏时期的城址，石峁古城所呈现出的瓮城、马面、石块包裹的夯土墩台等面貌无疑刷新了我们对华夏上古史的原有认知。而此前我们认为，瓮城、马面的出现至少要到大规模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
要知道，城址的出现，必然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达到深层次变化后的产物。在任何时候，修筑包括城垣在内的军事防御设施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段1000米周长的城垣，至少需要数万至数十万立方米不等的土石，这还不包括城垣外围的护城壕沟所需的土石体量。
修筑复杂军事防御设施的难度和所需动用的庞大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不过，石峁的超强军事防御绝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孤例。
2021年1月20日，河南孟州禹寺遗址考古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聚落，并有夯土墙基槽，初步勘探城址面积约为150万平方米。
根据出土文物特征和碳十四测定结果综合判定，该处城址年代上限为距今4000年左右，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其中，西环壕深度达到了12米。
所谓环壕，是城池外围防御设施，其出现时间要早于城垣本身。在史前时期，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洪水猛兽，所以，环壕的原始功能便是抵御野兽的袭击和暴涨的河湖水的威胁。此后，人们发现，挖壕疏沟出的泥土堆筑在壕沟内侧形成土围子，也可以起到天然的防御作用，城垣便由此而生。
后来随着氏族部落之间冲突加剧，环壕、城池开始由防御自然威胁向抵御敌对势力入侵的功能转变。也正因为如此，通过考古发掘环壕的深度和宽度可以用来判定其功能和聚落周围的基本态势。
如湖南的八十垱遗址（距今8500～7500年）环壕深宽都不足3米，陕西的半坡遗址（距今6000～6700年）环壕深度为5米。纵观整个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前，环壕的深度普遍都在3-6米之间，体现了这一时期防御的重点是大自然。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军事防御能力都显著增强。以上文提到的禹寺遗址为例，其12米深的西环壕，如果是用来防范洪水猛兽的话，显然属于人力物力的浪费，如此深的壕沟，甚至已经超出了我们此前所认知的史前军事防御所需。
这意味着，在龙山文化向夏朝过渡阶段，战争的规模之大和频率之高要超出我们的预期。那么夏朝之前的中国，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呢？
受儒家思想影响，史书中关于上古形态的描述，无一例外的都塑造出一个尧舜禅让、协和万邦的社会结构，偶尔发生的战争，也是出于维护酋邦共主治下的秩序，比如黄帝和蚩尤的大战，起因是“蚩尤造始作乱”，尧伐丹水也是因为“三苗为乱”，禹杀防风氏是因为对方迟到。
然而，这些恐怕并非上古真相。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城址已有五十余座，尤以龙山时代的城址为最多。其中，军事防御能力明显强化的城址多分布在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边缘交界地带。
比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孟庄、后岗、城子崖等遗址，恰好位于温暖期温带与北亚热带的交界地带上，内蒙古、辽西地区的城址分布线与后世的长城存在暗合，有殉人的江苏新沂花厅墓葬呈现出浙江良渚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碰撞融合。
结合身处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交界的陕北石峁古城将防御功能强化到极致的现象，以及晋南的陶寺遗址出现屠杀乱葬、凌辱女性、毁掘大墓等暴力行为，甚至就连远离中原的湖南七星墩遗址都发现了“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
可以想象，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在夏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大规模战争已经成为常态。以河南孟庄遗址为例，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发掘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多达5个，另外还有诸多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这种人口密度也足以佐证，当时的人口是可以支撑起频繁的部落大战的。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部落方国，绝非我们此前所认为的在某一时期存在一个统领万国的共主，其它方国均为附属于他的诸侯。
事实上，“诸侯”一词原本就是周王朝分封制下才有的概念，在先夏时期，那些拥有完全自主的王权、祭祀和深沟高垒城池的统治者们，会不会自降一级，把自己视作是某位共主（如尧、舜）的臣属，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尧都陶寺遗址的都邑规模不及陕北的石峁也不及南方的良渚，不恰恰证实当时所谓的“万邦”之主恐怕只是后世的联想罢了。就连部落联盟首领尧所在的陶寺，不也是被石峁所暴力终结的吗？
豫西、陕南发现的带有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因素，浙江良渚文化消亡后当地呈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及良渚玉文化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影响力，都在向我们呈现一个基本的真相脉络：在龙山时期，周边各考古学文化都试图向中原地区发展，而不同文化类型间的大规模战争构成了中国文明形成的整体场景，并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形成统一的二里头国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