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编辑部 白熊 常笑健康
午餐前的最后一节课，上课铃响了好久，喧闹的走廊迅速恢复了安静，而9岁的锋锋还躲在三楼拐角的厕所隔间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在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支胰岛素。由于每天都要测血糖和打针，锋锋的指尖藏着很多细小的伤口，肚脐下注射胰岛素的部位皮肤也变得越来越硬。
确诊1型糖尿病的7年来，锋锋一直处于“隐病状态”，他的秘密就像一块小心翼翼包裹在糖纸里的硬糖，除了班主任、校长和自己的好朋友，他没有告诉学校里的任何人。
在郑州市儿童医院，冯薇怀里抱着自己1岁的孩子豆豆，她的眼泪像断了线一样往下掉。豆豆在两个月前确诊为1型糖尿病，此后就一直住院，现在看到护士走过来，他就惊慌地缩进妈妈的怀里，拼命将小手藏到身后，口中哭喊着“不”。
冯薇没有办法只能心一横，拽出豆豆的手，那只小手上已经布满了针孔。护士说手扎不了，只能扎脚，而脱下豆豆的小袜子，孩子的小脚跟上竟然也都是针眼。
每个患上糖尿病的孩子，每天最少测8次血糖，并注射4次胰岛素，一天十几针，一年就要近四千针。冯薇有几次帮豆豆扎针前，都要先在自己手上扎一针，孩子的手上有多疼，她的心里还要更痛。
年幼的豆豆还不知道，自己的一生都会和一条叫做血糖值的曲线相伴，这条线就是他的命。
提到糖尿病，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是“老年病”或者“富贵病”，在我国1亿多糖尿病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2型糖尿病患者，但也有一种相对罕见的1型糖尿病。
1型糖尿病高发于儿童和青少年，是一种由于胰岛β细胞发生自身免疫破坏，导致胰岛素绝对缺乏而引起营养物质代谢性异常疾病。它不传染，也几乎不遗传，患病群体不像2型糖尿病那样数量庞大，每年新增人数在1.3万人左右，每十万人里大约有两个人患病。
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璇璇，也是一名1型糖尿病患者，距离她确诊刚好满两年，起初的时候，她也偷偷躲在学校厕所里打针，但后来假期时学校装修，暂时拆除了厕所的隔板，完全敞开式的厕所，让她的秘密快要变成“纸包不住的火”。
璇璇说，天天都要打针，害怕小伙伴看自己像看怪物一样。“同学们看到了肯定又要问，挺烦的。”小孩子对于生病很敏感，一旦遭受周围不好的声音，心里受到的伤害会很深。
害怕孩子看到同伴异样的眼光，担心孩子受到歧视和嘲笑，也害怕老师得知孩子的病情后，对孩子区别对待，许多“糖孩子”的家庭都选择了“隐糖”。
糖尿病，既容易隐藏，也不容易隐藏。在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从外表看来与其他人毫无二致，但糖尿病患者不仅要携带胰岛素、血糖仪、酒精片、试纸等各类物品，还要随时随地根据血糖来确保生活行动。
按照国家要求，在15岁前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不能拒绝1型糖尿病患者入学就读。但是在2003年教育部、卫生部和卫健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考入学体检指南》中明确规定：严重内分泌疾病患者可以不予录取。
而在目前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将糖尿病与“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一起列为不合格项，部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体检也明确要求“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
从升学到进入社会，从打拼事业到恋爱婚姻，糖尿病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标签，选择隐藏的人，往往有着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而选择公开面对的人，每一次都像等待“命运的审判”。
有人在公开注射胰岛素时，被当成吸食毒品而恶言相向，也有人在找工作时坦白自己的病情，而用人单位以担心他身体太弱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冷冷地关上了那道通往社会的门。
刚刚步入职场的小陈，在一次出差时不小心露出了自己胰岛素泵的导管，同事们注意到之后纷纷猜测，还有人背后议论他“是不是得了癌症在做化疗”。小陈与女友本打算在年后谈婚论嫁，女方父母得知小陈的病情后，第一句就是“这个病会不会遗传”，小陈眼睛里的光瞬间就黯淡了下来。
“我们也不想隐瞒，毕竟我们只是病了，不是做错了什么，而且得病也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他曾经苦笑着这样说。
曾经有一位微博名为“饭饭最香”的1型糖尿病患者，在公开了自己的病情后，先后经历了求职被拒和感情受挫，还有人在网络上说她活不了多久，说她手指都要被扎烂掉。后来她说自己很理解为何有人选择隐瞒病情——“公开之后，你受到的伤害有时是不可控的。”
不过在重压之下，依然有着阳光穿透了乌云的缝隙。
近年来，随着糖尿病的患病率越来越高，糖尿病知识的进一步普及，社会公众对于糖尿病和糖尿病患者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改观。
大一新生小宇到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报到入学时，抱着自己的小冰箱。他是一名1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都要多次注射胰岛素，而胰岛素需要在低温环境中保存，受宿舍用电限制，他只能带着车载冰箱到学校宿舍里存放药品。
得知情况后，学校为小宇购置了冰箱放在宿舍值班室，用来存放胰岛素。山东师范大学、盐城工学院也为患有1型糖尿病的新生准备了医用储存冰箱，这些暖心的举动，无一不在说明社会对糖尿病患者有了更多的同理心。
何少飞患糖尿病19年，她形容自己就像一个“穿着铠甲的战士”，在外人看起来满足而快乐，但实际上这套铠甲，已经让她紧得喘不上来气，“铠甲的厚重让我的哭声不为人所知。”
后来，她选择彻底公开自己的糖友身份，将胰岛素笔、酒精片和血糖检测仪都放在透明的化妆包里，公开注射胰岛素。就像糖友杨琨在《一个青年病友的自述》中写的那样，“肝炎、艾滋病都不能被歧视，何况没有任何传染和危害性的糖尿病呢？”
每天十几针检查和注射，随身携带的胰岛素和试纸酒精片，日积月累的高昂的治疗费，这些真实的困境，也和I型糖尿病患者所遭遇的心灵危机一样，真实地横亘在生活里。
将儿童糖尿病治疗纳入医保，早已成为所有“糖孩子”家庭的心愿，而青岛、广州都已成为针对1型糖尿病提供保障的城市，这条路依然漫长。“必须要有人发声，如果每个人都选择隐糖，这帮孩子怎么办？”一位糖孩子的爸爸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