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是朋友相赠，非我自己欣读所购，只是最近赋闲在家，恰巧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了它，随意读了几页，便难释手，于是便使一股劲将它读完。
我认为《万历十五年》的好主要在于它的选题角度，这书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书写万历15年这一年的事情，而是通过梳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将明朝乃至于整个中华帝国集权统治下制度的演变，人事的流变，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得到充分而生动的阐释，通过万历15年这一年，作为一个突破口，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黄仁宇选择万历十五年作题，即公元1587年，他书中开头所讲这一年在历史上平平淡淡，开始便叙述起一些细枝末微的小事。
先是以小叙大，看似毫无头绪地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这从一个角度写出了大明朝的体制特点。从有人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开始，然后因此事所有京官被罚俸禄。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明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官的奢侈生活绝非是法定俸禄所能够维持的，这里面便是有下级及地方官员的礼金馈赠。虽然罚俸但正常生活并不受此影响，这当然也在皇帝的考虑之中。皇帝与群臣彼此心照，虽然不宣，但也都肚明。这件于社稷来说的小事，恰恰透露出大明朝皇帝与臣子间、中央与地方间的微妙关系，只要在面子上维护礼仪的名分贵贱，在里子上维护相应的人事，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便可正常运行。在书中诸如此类的小切片随处可拮，这也是这本书的特点之一。
再举一例，第七章中叙写李贽，副标题便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关于李贽，在明中晚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往往把他看作是中国传统式的学者，而非类似条件下欧洲启蒙式的人物。因为他是儒家的信徒，虽然他在六十二岁那年剃发为僧，但黄仁宇认为李贽在他所处的大环境下，仍然得依靠科举制度立业。他的官宦仕途有不平的坎坷，未能达济天下，但在当时的文人学者眼中，李贽已经享有思想家的盛誉。这种名声给他带来的是信徒千千万，他也依靠这些信徒（其中已有些人飞黄腾达，或任尚书侍郎，或任总督巡抚）的兼济，维持日常的生活。黄认为李贽矛盾，更在于他一方面宣称是劳苦民众的代表，主张相对意义的民权；另一方面又与达官显要来往，依靠他们剥削百姓赚来的脂膏生活。李贽的确是想追求自由，但他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使之不能如愿，这必然导致他的下场惨终。他作为明朝中后期文人学者的代表，黄仁宇借此一人之经历的的确确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某些士人的境况，这与明朝中后期的朝政怠慢和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万历十五年》所论及的人物，有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这些人所处的位置是封建君主制度中的关键所在，恰恰因为这些人的言行举止，我们才得以一窥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世故的豹状。
虽然这本书不过二百多页，但引证翔实，甚至有《神宗实录》和《明史》佐以辅证，实在甚为严谨，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