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骏轩
本文摘编自《谁在世界中心》，中国国家地理·中信出版社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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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明的外部压力
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在古典时期为什么会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其中的原因的确是很值得深究的。既然本书是以地缘为主线，那我们就不妨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异同点。
在古典时期, 两面靠洋的地理环境，使得印度半岛最起码在东、西两个方向上没有被入侵的风险。以中国的经验来看，对印度半岛地缘安全影响最大的，似乎应该是北部那片高原。然而，就算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族群在机动性和攻击力上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一样强大，可青藏高原与印度半岛之间巨大的海拔差，也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族群，从高地而下去适应低地的难度，应该远低于反过来的情况。其实不然。生活在恒河平原上的印度人移民西藏，会有高原反应，也很难适应寒冷的气候，但让高原上的藏族来到印度，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障碍。与大家熟知的“高原反应”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低原反应”的医学概念。原因在于身体为了适应高原低氧的环境，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会增强，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当人从高海拔地区回到平原后，空气的氧含量提高，而机体还没有适应这个高氧环境，红细胞仍然在高效率、高质量地运送氧，这样就会产生“醉氧”，其症状表现为浑身无力、嗜睡，就像喝醉了酒一样。避免这一症状出现的方法是采取“台阶式”下降，每降低一定的海拔高度，就休整一段时间，阶段性地抵达低地。
中印古代地缘压力示意图
除了“低原反应”以外，印度与青藏高原在温度上的巨大差异也是一大阻碍。青藏高原属于高原气候区，一天都有可能经历四季，而印度处在热带，常年处在高温状态，这个差异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这种差异同样是因海拔差引起的。事实上，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从暖温带向南逐步渗透到亚热带，并最终触及热带地区，以及青藏高原的边缘民族之所以能够对中原王朝治下的黄土高原地区造成压力（比如吐蕃之于唐帝国），都是有过渡的台阶板块，不需要马上面对过大的环境差。
然而与中国的台阶型地形不同的是，印度半岛北部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青藏高原与半岛之间并没有足够纵深的次级高原让南下的高原民族能逐步适应环境。即便成功占据了印度，也不可能长期维系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这就是印度不需要面对北方压力的原因。
至于与印度半岛东北部相连的中南半岛，且先不说其本身也属于热带地区，没有向外扩张的强烈欲望，单是两者之间的天然地理屏障，也足以保证双方的地缘安全。分割两大半岛的是自喜马拉雅山麓东端起，向南延伸至印度洋的一条弧形山脉。若开山脉、科西马丘陵、那加丘陵，是这条山脉不同部分的地理标签。除此之外，这些山脉左边的大片原始森林，也让两者之间的沟通变得异常艰难。
真正对印度半岛造成地缘威胁的，是西北方向的那些高地。那些来自欧洲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入主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伊朗高原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东南方向上，有一片人口集中、物产丰富的文明之地。于是，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希腊人，一批又一批的高纬度入侵者跨过开伯尔山口，成了印度的主人。然而，那些高纬度的强大民族在占据印度后，却又一个个像着了魔似的失去了战力，被后来的民族“重演历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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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明的特点
我们先来看看印度文明诞生的背景。印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的发源地，这与它的气候是分不开的。纵观世界早期文明，除印度河文明以外，更早的两河文明（阿拉伯半岛北部）、尼罗河文明（非洲东北部）都起源于热带地区，即使是稍晚的黄河文明在当时也属于亚热带地区。之所以热带地区能够成为文明的发源地，是因为它们的物产足够丰富，身处其地的居民比之低温地区更容易获得食物，也能够留出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文明。此外，身处大河周边，能够获得发展农业所需的水源及肥沃的土壤，是另一个地缘方面的原因。
热带气候固然能够促使身处其中的族群更早地进入文明阶段，但在面对边缘民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没有压力的生存环境却让文明变得非常脆弱，或者说缺乏向高纬度地区扩张的动力。这种情况在农耕民族对抗更高纬度的边缘民族时屡屡出现，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问题在于印度的地缘结构本身无法形成像中国那样的合力，因此只能在一次次的外力作用下变得支离破碎。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的那次整合，南亚次大陆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政治格局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印度为什么没能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帝国，其实并不是印度本身的问题，它只是东亚文明的“大一统”观念的一个特例。就融合能力来说，印度其实并不比中国差，毕竟在经历过那么多次外族入侵之后，印度仍然能够保有以印度教为代表的主体文化。
印度民族分布示意图
就本质来说，印度的这种融合能力和中国一样，还是源自农耕文明本身的优势。相比游牧或渔猎文明来说，农耕文明本来就是更高一级的文明。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是吸引那些入侵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如果入侵者不仅仅满足于掠夺，而是希望成为农耕文明的主人，那么他们最终被融合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属于“家天下”的文明模式，而印度则属于“种姓”框架下的文明模式。
华夏文明认定“国”不过是一个扩大的了“家”。尽管在这个大家庭中，必须遵循长幼有序的规则，但所有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伴随年龄的增长，在一个家族中，一个人可以从受管教的晚辈升格为对家族事务有发言权甚至主导权的长辈；一个贫民出身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这种平和的上升通道，或者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化背景下，用暴力手段提升自己在这个“家国”中的阶级地位。简单来说，在华夏文明中，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都是有上升空间的，并且从本质上是平等的。
然而印度的“种姓”模式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几千年来，在种姓制度的束缚下，一代代的印度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固定了自己的阶层和命运。即使在今天，印度虽被标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无法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
印度之所以会形成独特的种姓制度，与最初文明的形成过程有着莫大的关联。从种族结构上看，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印度雅利安人，是3000 前从东欧草原经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游牧而来的“雅利安人”的后裔。在这些高加索人种的欧洲人到来之前，在印度半岛已经孕育出成熟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
关于最初的达罗毗荼人到底是什么人种，以及他们是不是已经混入了一定的高加索人种基因，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印度原住民是皮肤褐黑、身材远不如雅利安人高大的族群。欧洲雅利安人的到来，是这些达罗毗荼人所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也是种族差异最大的一次入侵。
基于体质上的优越感，以及维护血统的需要，种族隔离成了设计种姓制度的原动力。所谓“种姓”，指的就是肤色。那些与征服者的肤色、种族截然不同的被征服者，成了种姓结构中的最底层—首陀罗。当然，即使没有这种差异，在人类社会的成熟过程中也会诞生阶级。掌控意识形态的“婆罗门”阶层、手握世俗统治权的“刹帝利”阶层、代表雅利安人平民的“吠舍” 阶层，与那些被征服的原住民一道，固定地成了印度文明中的四个阶层。
尽管在今天，种姓制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并阻碍了印度文明的进步，但从客观结果来看，这种各安天命的阶层划分法相当于一种固定的分工模式，在古典时期却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事实上，雅利安人并非唯一以这种种族隔离的模式来完成阶级划分的民族，但他们却是最成功的。比如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就曾经以民族差异为标准，把国民划分成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社会等级。然而蒙古人与他们所认定的汉人、南人之间的种族差异，远小于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之间的差异，以致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彼此之间的融合。至于被特别引入的色目人阶层，数量上远不占据优势，即使想维持血统的“纯洁性”也是不可能的。
除了种姓制度的设计之外，雅利安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设计，也是社会结构能够一直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婆罗门这个掌握意识形态的祭祀阶层，其职责就是在整个社会普及婆罗门教（也就是后来的印度教），并让社会各阶层各安天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相比之下，同属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差多了，以致后来渐渐被各个征服地区的文化、族群所同化了。
雅利安人设计的种姓制度，也使得印度半岛在后来面对无数次来自西北方向的入侵后，社会结构、文明传承仍然能够不发生变化。对于后来那些征服者来说，从根本上改变印度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他们大都在文化上不具备优势，很难想到更好的办法来改变。
在权衡过利弊之后，新的征服者最终都满足于在掌握实权的刹帝利阶层中，加入一个代表自己民族的“亚种姓”。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为祭祀阶层的婆罗门是印度社会正常运转的保障，那么在能够保证自己获得最高政治权力之后，并没有必要破坏这种平衡。
除了上述原因，印度社会能够在如此残酷的阶级环境下保持稳定，与其优越的生存环境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生存”，基本等同于“活着”。如果一个人对物质的需要仅限于为身体提供必要的热量，那么在印度这样物产丰富且不需要考虑熬过漫长冬季的地方，活着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至于人类应有的更高层级的精神需要，则并不需要通过突破阶级束缚这样具有破坏性的竞争方式来实现。只要在宗教模式下“冥想”，就能够让自己保有对来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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