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没有什么比幸福更让人向往。幸福可能是功成名就，可能是阖家欢乐，也可能只是平淡却怀有“小确幸”的日复一日。无论如何，幸福始终是一种美好的、有吸引力、值得追求的状态。
在国家层面，我国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过，根据202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国的排名下滑至第93名， 芬兰再度夺冠，并且最幸福的10个国家和地区有9个在欧洲。
对于这个结果，人们心中非常疑惑：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较低呢？对此，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在分析相关问题时的回答称：幸福不在于金钱或美貌，而是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攀比，过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彭凯平教授在积极心理学培训活动中更是对幸福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即拥有积极心态需要“五施”——颜施（微笑面对生活）、身施（改善自身的行为）、言施（注重自己的语言）、心施（正心）、眼施（慧眼禅心看待外界）。由此观之，感到幸福也并非是一件易事，我们需要有意地进行培养和建设，以促成幸福感。
幸福不是金钱的满足
毋庸置疑，幸福往往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需要一定的金钱支持。如果连温饱都是一种挑战，实现幸福状态就更加困难，但是经济情况并不是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幸福远非简单的金钱满足。
经济学领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这一悖论的内容是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正向相关；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正向相关关系会消失。这意味着幸福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而一直增加。这一悖论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人均收入增加，但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稳步提升。
幸福的达成常常需要综合性条件，拿着高工资的白领不一定常常感到幸福，其很可能无法掌握自己的工作时间，无法躲避高强度的工作及工作压力，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表面无忧无虑的孩童也不一定常常感到幸福，其很可能每天都要面临被安排得满满的行程，面临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高期望，面临持续的同辈竞争压力。
个体的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人层面，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及家庭婚姻状况都会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在社会层面，也有研究表明，社会地位、社会信任程度、安全感和社交活动以及地区犯罪率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因此，幸福感可以简单到只是一个人的心态，也可以复杂到关系整体的国计民生。在此之中，我们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幸福感不会只是金钱的简单满足。
幸福需要健康的人际
彭凯平教授认为人需要在良好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厌恶人际关系的人，其实只是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
人是社会动物，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一出生，我们就处在家庭之中，与家庭成员朝夕相处；进入社会后，我们更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及群体接触。我们需要与他人分工合作，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料；我们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关心、支持、信任和认同;我们甚至需要与他人沟通以保持心理健康，避免孤独和抑郁。
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显著的利好。比如，家庭和睦的成员主观幸福感越高,拥有更多人际关系的人，更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讯息和社会资源。
当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人际活动。毕竟电子产品往往将个体束缚在固定的与他人隔离的私密环境之中，让个体减少了直接参与人际交往活动的意愿和机会。
我们习惯了用手机联系，用微博发表自己的评论意见，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生活动态，用弹幕吐槽自己的心情感受……我们愈来愈原子化，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进入虚拟空间进行陌生人社交,这种变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们虽然无法抵抗这种潮流，但同时也要注重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的维护。我们既受益于遥远的陌生人的安慰，又需要近处的拥抱和鼓励。
攀比会降低幸福感
彭凯平教授认为作比较很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人类从未停止过比较。我们似乎需要在与比较之中，了解和评估自己的生活，并且融入他人的生活。
比较并不一定只有负面的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只在比较上才有意义。比较可以提供激励，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是比较，尤其是攀比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所谓知足常乐，爱比较者，更容易不幸福。
社会学家认为，当人们评估自己的地位时，习惯比较自身和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相对位置，也可以理解为相互之间的攀比效应。这种相对位置的比较，很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简言之，一个人原本对自己是满意的，但看到别人更好时，对自己就不满意了。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考上了清华北大的学子无疑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但这些名校之中的内卷现象很可能更加严重。进入到名校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同样顶尖的朋辈群体的竞争，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人们不仅与他人比，还会与自己比。享乐适应性理论认为，个体在评价自己幸福感的时候，往往会以实际状态作为参考标准或基准，并与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例如，随着时空的变化，人的欲望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当收入水平低于心理预期水平时，个体会因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幸福感下降。因此，对自己形成合理的预期，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我们总是倾向于为自己设立大大小小的目标。这种意识是必要的，但切勿设立过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不要飘在生活中
彭凯平教授认为当人处于“飘”的状态，对生活“不走心”，不好好把握当下，将更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感。
哈佛幸福课的教授泰勒·本·沙哈尔也是进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他进一步将不幸福的人分为三种类型。其实从本质上而言，这三类人都是“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种人属于牺牲眼前的快乐，只顾追求未来目标的忙碌奔波型。他们最具迷惑性，其表面看起来对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正在过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是由于把太多的希望放到了未来，忽视了对当下的把握，他们难以感受到幸福。
太过注重未来的目标是否能实现，而终日忙忙碌碌，会忽视享受当下的生活，难以享受奋斗的过程，还未能劳逸结合，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如果其目标在未来没有实现，劳碌奔波型人群很可能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回首过去，他们会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同样有价值的事情，而错过的永远无法重来。
退一步讲，即便他们在劳碌奔波之后如愿获得了心心念念的成功，但是一直将对幸福的希望放在未来，也会使他们难以感受到幸福。长久以往，很可能磨损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甚至影响其心理健康。
第二种人是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往往满足于短暂的感官的快感。这种眼前的快乐虽然容易快速获得，却难以长久地持续。为了持续获得这种快乐感受，享乐主义者必须不断地寻求更新鲜、更刺激的感官体验，故而，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会损害个体的健康。
据研究表明，习惯了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将难以再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从长远看更有意义的工作。总是享受眼前快乐的人，需要获得及时的反馈和激励，他们难以忍受枯燥的或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耐心等待后到来的更强烈的满足。
延
例如：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使用手机观看视频、获取资讯、聊天沟通及网上购物，以获得即刻的快感。这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以至于人们很少反思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有研究发现，超过1/4的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问题。这不仅严重损害其视力与睡眠质量，引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还会降低其学习效率，影响人际关系。
尽管依赖手机进行娱乐听起来远未达到享乐主义者的程度，但是如果长久地以这种方式追求短暂的快乐，其本质与享乐主义者无异。比起其他更刺激的享乐方式，我们或许更需要警惕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陷阱。
第三种人是悲观消极并且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一切都失望，认为生命没有意义，所以干脆放弃追寻意义。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有关生命意义感以及类似的研究被愈加重视。学者弗兰克尔认为人最基本的原始动机是追寻生命的意义，当一个人缺乏生命意义感时，就会产生空虚、无聊、厌烦的感觉，严重者甚至会患上“心灵性神经官能症”。
以现代社会常见的加班现象为例，有研究发现，自愿加班者通常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工作条件，即使加班没有报酬，也倾向于对工作感到满意；而非自愿加班者则会感到较高程度的疲劳和较低的工作满意度。
自愿与否的影响因素大概就是对加班之意义的认知不同。自愿加班意味着劳动者在加班工作中至少看到了某些意义，因此他们对加班的感受更好，对金钱报酬的要求更低。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意义本身就相当于对他们的报酬。
综合而言，幸福忙忙碌碌往前走，也不是简单满足于感官享受。只拥有简单快乐的生活，也不能给人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只有目标清晰、充实且有价值的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