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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的明朝势力异军突起，在短时间内就掀翻并取代了元帝国。为了能迅速聚拢各方人心，先是提出要驱逐胡掳的道义大旗，接着又以蒙古大汗的继承人自居。但由他亲手缔造的新朝，无疑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最保守的中原正统政权。
然而，若后人翻看整个明朝的军事发展史，就会发现不少诡异的迹象。这个始终自我标榜为拒外先锋的帝国，往往在私底下最爱使用番兵番将。甚至发展为无法割舍的地步，堪称古代世界的口嫌体直代表。
要理解明朝既定方针的自我矛盾性，就必须从朱元璋亲手订立的诸多政策讲起。虽然之前的蒙古统治尚不足百年，却因固有习惯而让整个东土都毫无保留的敞开大门。因此，除了随征服者大军南下的大量蒙古-色目军户，还有不少移民是稍后走丝绸之路而来的商贸团体。分布也不局限于黄河以北或长江两岸，几乎呈网格状辐射到各省的交通中心。所以，不但沿海的广州、泉州出现了移民社区，连大运河沿线的江淮城市也充满了异域情调。
针对蒙古统治者北逃后的普通遗留人口，朱元璋制定了相对苛刻的限制性措施。比如要求他们不得继续保持族内通婚，而必须同汉民实施结合。同时还对民间的商贸活动大加限制，尽可能以只对自己负责的官营机构予以替代。鼓励更多人参加科举考试，而以海禁策略规劝他们放弃蒙元时代的营生模式。因此，明朝只用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将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隔阂消除。
朱元璋的红巾军虽然驱逐蒙古人 又大量任用俘虏当骑兵
但在具体的军事领域，朱元璋的态度却与处理民间事务时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在起兵争天下的阶段，他就非常重视那些俘虏来的特殊人才。例如帮助其攻克苏州这类大城市的投石机，就是由波斯裔匠户制造的回回炮。考虑到元朝还首先发展出金属的管状火器，红巾军的技术革新无疑还是离不开某些特定人群。此外，蒙古军户的骑术技艺也为南方系步兵所不能企及。所以，朱元璋在坐稳江山后便将大量蒙古俘虏分配到各地方卫所驻屯，并要求地方长官不得强制干预其生活模式。甚至还在靠近前线的北平设立专门机构，以非常优惠的手段继续从草原方向招募更多蒙古人投诚。至于在漠南蒙古与河西走廊等特殊地域，明朝还会直接认可蒙元时期的地方军户，将酋长册封为世袭土官。为的还是让这些人给自己提供高质量骑兵，顺便充当其阻隔北元势力反扑的前线缓冲地带。这些继续世袭罔替的蒙古军官，待遇和自由度也往往好于内地的同级官僚。
然而，朱元璋如何都不会料到，自己的这些特殊安排竟会在死后被两位子孙打脸。1399年，就藩北平的燕王朱棣突然起兵，掀起了同室操戈的靖难之役。大量来自朵颜三卫的蒙古土官，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到叛军一边。侄子建文帝为削平叛乱，也发动了大量蒙古军户来协助步兵主力作战。结果，两支编组结构和战术风格完全趋同的部队，在大运河沿线激战数场。由于朱棣的蒙古骑兵质量更佳，多次在危难时刻靠这些草原武士扭转乾坤。倒是那些小股分散在内地的归化军户，经常显得弱不禁风，直接葬送了年轻皇帝的铁打江山。
手中蒙古骑兵的优劣 决定了靖难之役的胜败归属
整个15世纪，朱棣及其后代的明朝都依然维持祖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接踵而至。明成祖在篡位成功之余，不忘将立下汗马功劳的蒙古土官都举族内迁。不仅自动放弃了北方前线的缓冲地带，也让这些原本还保有尚武习俗的番兵番将们都迅速腐化。
为了能将更多优质部队握在手中，朱棣改组了自己父亲留下的禁卫军体系，建立了后人耳熟能详的三大营。其中的三千营部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归化蒙古人组成的骑兵力量。与之相对，许多明初安置在地方上的卫所蒙古兵，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取消建制。类似的操作也在技术部门中出现。当不少后人将目光局限于禁军的神机营，就容易忽略地方军有不少部队到百年后还很难大量配备火药利器。但这些短视操作的结局，就是明朝军事力量的早衰性破败。
归化蒙古兵的地位 在明朝中期不降反升
1449年，明英宗为反击新崛起的瓦剌蒙古而御驾亲征。凡是看过点历史的读者，就不会不清楚之后的土木堡战役结局。虽然官僚们在事物不断将责任甩锅给太监王振，却无法掩盖明朝最精锐部队的战力羸弱。事实上，皇帝之所以要亲力亲为，完全是因为前沿的边军屡战屡败。但由他自己带往宣镇的大批禁军，同样在稍加复兴的蒙古人面前不能支撑。期间，还有蒙古裔将领站出来为恩主殉国，却早已不能凭一己之力来挽回颓势。
不过，明英宗本人也是一个热衷军事手段的皇帝。为了打服云南边区的麓川土司，他曾在近10年时间里多次发兵，却屡屡为并不如先祖善战的对方逼退。于是，明朝转而开始大量征用附近的土司武装，充当纵横西南前线的实际主力。因为在当时的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和广东个别地区，都存在着大批苗人、壮人、傣人等地方势力。不少首领的家族在宋元两朝就接受朝廷册封，地位等同于西北边区的蒙古土官。朱家天子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明朝进入中期后才发其现价值巨大。
西南各省的土司兵 也在明朝中期沦为主力
于是，诡异的景象就贯穿于那个百年。每当南方地区出现农民起义或土司叛乱，明朝就会以不同体系的土司兵赶往交战。至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的督战队，也往往是来自三千营的蒙古裔骑兵，连主要使用火器的神机营都显得可有可无。同时，普通的内地卫所部队也只身居二线，更像是为前线的番兵番将们在充当后勤运输力量。这个趋势不断发展，就演变为北上防御蒙古扣边的苗人士兵，以及调往沿海剿灭倭寇的广西狼兵。虽然只占庞大明军的极小比例，却发挥着远超数量比的巨大贡献。
讽刺的是，在16世纪初抵达的西洋人看来，明朝所倚重的狼兵也只是勉强应付水平。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不少驾驶各类船只的葡萄牙人开始造访广东、福建与浙江沿岸。他们最终在今日的澳门获得了一个小小立足点，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王朝中后期的新式番兵力量。当大量的倭寇不堪闽浙两省的官军追剿，便开始将珠江三角洲作为新的活动区域。结果，向来是海防重地的广州竟没有任何面向外海的防御措施。海盗们屡屡成功闯关，在省城门外肆无忌惮。地方官府只能找停泊澳门的葡萄牙商船帮忙，最后又不得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发展炮台等军事设施。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海滨沙洲，就这样一跃成为珠江流域的海防闸门。
驱逐葡萄牙商船的明朝水师 转手又需要靠对方给自己填坑
当然，明朝这种对番兵番将的口嫌体直，也终究有穷尽资源的那天。因为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最大优势，就是尽可能少的占用府库开支，且战力效费比要高于浑浑噩噩的官军兵痞。但随着明朝自身财力的减少和战争频率的增加，这些打擦边球性质的手段也就不再那么高效。日益内卷的官僚队伍，更是害怕有能力的新群体会淘汰自己，对于此类措施的态度也就更加抵制。
1592年，丰臣秀吉的日本战国军队登陆半岛，逼着李氏朝鲜的国王向宗主求援。万历皇帝的明朝立刻将手头的精锐都派往前线，却意识到自己是可用之兵已是少之又少。换做先前汉唐帝国，可能会立刻想到征用藩属部队填坑，但完全以文弱士大夫为核心的明廷却不愿意如此行事。于是，不仅南方的葡澳和越南兵都没能到场，北方的规划蒙古或建州女真也没办法表现自己。明朝只能花更多的钱，将部队从宁夏、广东和浙江调来，将原本能一鼓作气的决战拖延为长期消耗。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战后获得了少许日本武士和朝鲜火枪手。
理论上的所有优势 并不能确保明军在半岛轻松获胜
当时代的大潮进入17世纪，日暮西山的明朝已在各方面都显得老态龙钟。北方边境的蒙古依旧是老大难问题，西南边区又冒出了富有攻击欲的缅甸，而东南沿岸也迎来了志在颠覆旧格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时间，被俘虏的日本武士随将领开往云南前线，日趋衰落的澳门则不断替广州承受荷兰炮轰。至于过去被视为三教九流的海盗，也就顺理成章的被诏安为郑氏家族。等到努尔哈赤的后金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争相蹿起，朝廷又不得不发动蒙古王公、朝鲜火枪队和秦良玉的四川土司兵去疲于应付。但这些后援要么很快被敌对阵营收买，要么就是能力有限而力不从心。
1644年，多尔衮的清军从山海关大举南下，麾下就有不少自明朝转投来的番兵部队。既有先前联合抗敌的蒙古骑兵，也有被多次俘虏的朝鲜士兵和接受西洋训练的专业炮手。但退往长江对岸的南明依然比对方更加依赖外部援助。一度蜗居舟山群岛的鲁王政权，就期望日本的德川幕府能派兵保护自己。作为唐王政权支柱的郑芝龙，也靠自己的外国女婿招募了一支黑人火枪手部队。坚持到最后的桂王小朝廷，都会派人去欧洲面见罗马教皇。但当秦良玉这样的忠诚土司病死，澳门来的雇佣军在广州陷落时团灭，天下兴亡的交替也就不再存有多少变数。唯有先前还高举华夷之辨的士大夫们，更能心安理得的集体倒向新朝。
入关清军所遭遇的坚决抵抗 大都不来自前明体制内力量
显然，明朝在得势中口嫌，又在落难中体直。这样的处事态度也远远不限于军事领域，却又在这个层面表现的尤为显著。这也是朱家天子不断挥霍资源，将满手好牌彻底打烂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