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与古文字释读工作艰难繁重，相关工作者在不断的曲折中摸索前进。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近期我国的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者就开诚布公地解决了一次“误会”。
中国文物报社旗下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2月17日刊发文章《夏文化 | 李维明：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2000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Ⅲ区二里头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一块不规则形残陶片（2000ⅢT4⑩：40），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物。笔者仔细观察这块陶片后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陶片，因为在这块陶片表面存有多个字痕。对于探寻二里头文化文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陶片特征为夹砂灰陶，素面磨光，陶胎较厚。表面显示字痕似不少于4个字。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照片）（采自《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临摹）
在文章中，李维明先生将陶片上的四个“符号”释读为：
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中蛇（龙）字与镶嵌绿松石龙造型比较
参照郑州二里冈出土商代早期牛肋骨刻辞“又乇土羊”和 殷墟商代晚期卜辞“……在南土……告事”（合集20576正）辞例，试将四个字排序成文：
对于“符号”的组合意义，李维明认为，文句试读，“土（社）六蛇（龙）告”。按殷墟卜辞中告祭辞例， 告也可以前置，试读为“告土（社）六蛇（龙）”。文句记事，在土（社）用蛇（龙）六（数量或次数）举行告祭。
李维明认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地层出土祭祀陶文，对探讨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这块存有祭祀陶文的陶片曾断为两块，经粘对修复后显示其上陶文字数至少有四个字。这一现象启示，以往有些二里头文化残陶片上所存单个或残缺字，存在因陶器破碎导致文辞分离的可能性。
其次，陶文简要记述地点、用牲、数量、祭祀等叙事内容。从而证明二里头文化有记事文字，按照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说， 夏文化有文字的学术判断因此得以证实。
最后，上述陶文与郑州二里冈早商文化牛骨刻辞，殷墟晚商文化甲骨卜辞文句结 构近似，显示二里头文化文字与商文化文字具有传承关系，确认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不过，李维明的上述研究成果仅发布一天后就被证明为“乌龙”。
2月18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说明《关于二里头遗址2000ⅢT4⑩：40陶片标本的情况说明》：“文博中国”公众号2021年2月17日发表了李维明先生的大作《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我们看到后立即认真拜读，并找到《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中的文字、图版、原始照片和陶片实物原件核对有关情况。
二里头工作队对于李维明文章中认为的“符号”做了解释：该件陶片系由两件残片拼合、粘接在一起的，原来的两片陶片分别出自2000ⅢT4⑩和2000ⅢT1H22，两个堆积单位的时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因能够拼合，技师当时用黑色记号笔拉一条长线划掉了其中一个单位号“00ⅢT1H22”，并在接合处划了6条短线。
“将李先生大作所认定的4个字与《二里头（1999～2006）》图版二四二：4对照发现，此陶片上所谓‘字痕’，系整理过程中记号笔的笔道和原器表裂痕等。我们早年整理资料过程中用记号笔划线，确有不规范之处，对大家使用资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误导，在此深表歉意，将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规范。李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存在文字，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将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更加关注有关细节。”二里头工作队方面解释。
公开资料显示，李维明（1956.11— ），男，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从事考古与文物学术研究。2003年4月曾在3000多年前的一段商代牛肋骨刻辞上发现第11个残存文字。
李维明的主要著作论文：《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先商文化的异同看其性质归属》、《再议东下冯类型》、《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发掘简报》、《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简报》、《夏年新证》、《河南新密曲梁遗址发掘报告》、《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卜辞新识》、《亳辨》、《乇辨》、《郑州出土战国陶釜陶文初识》等。
2月19日，国家博物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李维明在研究时所依据的是公开发布的图片资料，因此造成“误判”，整件事系一次“误会”，希望今后研究机构和考古队方面加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