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的自我监察情况执行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自我监察不可能真正起效。都察院设立的本意是为官僚制度树立批评者。在实践中，言官们成了整齐划一的"歌颂者"，凡事都是"循例奏报"。乾隆皇帝曾批评言官∶"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朕广开言路。奖励多方。并令翰林郎中参领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国是。乃数年中条奏虽多。非猥琐陋见。即剿袭陈言。求其见诸施行，能收实效者为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亦属寥寥。即间有条陈。多无可采。"嘉庆皇帝则斥道∶"朕近阅臣工条奏，累牍连篇，率多搪拾浮词、毛举细故，其中荒唐可笑留中不肯宣示者，尚不知凡几。"
地方大计，由下而上逐级考察后汇总于督抚。上下级官员日常多有交流，各种人情世故交叉，到了三年考察期怎么可能做到公正评价呢?何况，上下级官员在政务方面早就被捆绑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司检举下级贪污腐败、徇私枉法，自身也要承担失察的责任。更何况，今日的布政使，明天就可能调到他省出任巡抚，所以，巡抚何必得罪他呢?今日的知县才三四十岁，还有二三十年的前途，而今日的知府，年近花甲，可能还指望着他日仰仗年轻知县，所以，知府何苦为难知县呢。还有一个现实困难就是，上下级的任职时间并不同步，上司任期短，并不了解下属，或者下属刚刚上任，恰恰遇到大计，上司如何评价?清朝道光年间的张集馨由御史外放山西朔州知府，上任伊始就要给下属知县、佐杂官出"考语"。他只能老老实实说"尚未相熟，难以遽评"。话说回来，官员的优劣好坏，也不是上司的只言片语能够概括的。
这种让长官考评下属的定期考核，结果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注定实际成效不大。或者，各地督抚"临时亦只奉行故事，甚至开奔竞之门""。往往考核尚未开展，结果大家早已心知肚明。比如清代京察，吏部有六个一等的名额，其中四个归满族官员，两个归汉族官员。考核尚未进行，就已经划定了优秀"比例"和民族成分了，根本无视官员队伍实际。而那两个一等的汉族名额，照例由吏部最核心的文选司、考功司汉族掌印司官获得。其他部门、其他官员，再努力也获不了一等。如此吏部京察，岂不是儿戏?自然生态系统，要在各个物种之间保证动态的平衡，而不是让一个物种进行自我调节。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其实就类似让一个物种来自我调节，虽然能发现一点问题，但是不要指望能发现根子上的问题，也不要指望官僚系统会自我治愈体内的顽疾、癌症。依靠现有的官僚体制来防止自身产生弊端，很难收到实效，常常是"新弊生于防弊之中"。
古代帝王估计对正常的监察体制也多有不满，所以常常创办特务机构来弥补、来强化对官僚体制和行政效率的控制。比如，三国的"校事"、武周的来俊臣、明代的东厂西厂、雍正的粘杆处，都是特务机构。特务统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特务机构的确能加强专制统治，有益于皇权。可在实践中，特务机构为了获得奖赏，更为了扩张自身权势，醉心于罗织罪名，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它会破坏正常的司法制度，打击正常的官僚制度，遭到官僚阶层的反对，遇到整个政治体制的阻力。依赖特务统治最终会动摇帝王的统治基础，所以，多数朝代和大多数帝王，没有明目张胆地创建特务机构，进行特务统治，但是秘密监察手段，他们一直没放弃过。比如，不定期地、未成系统地明察暗访。又比如，清朝的"密考"制度。每年年底，各省督抚要把下辖知府及以上官员的情况，密报皇帝。因为这事是在每年年终奏报，所以密考也被称作"年终密考"。托清代奏折制度的福，密考制度保密性强，使用频率高。当年张集馨由陕西粮道升迁四川按察使，就得益于时任陕西巡抚林则徐的密考举荐。和大计相比，清朝的皇帝可能更看重密考。
所有监督制度，所有官员的奖罚，最后都要经专门的人事部门处理。在清代，吏部考功司和兵部职方司，是负责天下文武官员奖惩的主责部门。这两个司的工作量最大，"号为最烦"。以吏部考功司为例，它负责文官的处分事项，包括∶日常监察中发现的官员问题，基层官员的参劾事件，中央其他部院转送的对钱粮未完、盗案未完的官员议处事项，军机处、内阁随时交办的官员奖罚决定，以及各部门、各高官对各自下属处分意见的反馈等。每个处分决定，可能又牵涉数量不等的其他事务。虽然考功司不用"一事一报"，把同一类型的好几个案子汇总后"汇题""总题"，即便如此，一年下来考功司发出的处分公文也得六七百份，甚至高达八九百份。可见，古代政治的自我监察，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