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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博考古盲盒:为何要送一把神鬼莫辨的「洛阳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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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饰 2021-02-17 00:08


最近博物馆文创领域比较有话题度的就是河南博物院出的“考古盲盒”,正式的名字叫“失传的宝物”。

从产品本身来说,“挖土+盲盒”的组合并不新鲜。仅以“考古”为主题的,市场上就有非常多的选择,不过挖掘的对象一般是宝石或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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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市售挖掘玩具

豫博文创主要做了两点改动:①挂上博物馆的招牌,②挖掘对象本土化文物化。而目前的市场反应来说,摆脱了近些年博物馆文创比较追捧的二次元路线,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挖掘工具里加入了大名鼎鼎的“洛阳铲”

△ 豫博盲盒的产品详情页内容

单纯从商品介绍页的文案来说,是没有毛病的。洛阳铲的确堪称“考古神器”,对于田野考古而言掌握使用洛阳铲也是基本功。拜盗墓类小说所赐,洛阳铲对于世人而言,它更著名的身份其实是“盗墓神器”。

关于洛阳铲究竟诞生于何时,目前已经很难考证的,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民国时有一个名叫李鸭子的盗墓为生的洛阳村民发明了此物

1928年时我国田野考古先驱卫聚贤去往洛阳考察,在他后来写的《中国考古学史》一书里在提到组织盗掘时就描述了当地盗墓雇佣团用于探土的半圆形铁铲。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洛阳铲。

有意思的是,李鸭子其人是确切可考的。所以李鸭子的孙女曾经状告过一位讲述李鸭子盗墓故事的小说作者,认为祖父为人清白,并非盗墓出身,而发明洛阳铲仅是为了便于摆摊支棚时挖坑。这场官司最终以小说作者败诉赔偿2万元结案。

△ 相关媒体报道

不过实际上在我看到的大量正经的资料里,也都提到李鸭子是出于盗墓需要才发明的洛阳铲,那位小说作者恐怕也是见到了这些资料才进行的创作。

回过头来看,李鸭子真的发明了洛阳铲嘛?恐怕也未必,他可能只是比较成功的改造者,明代文献里也提到盗墓会使用到一种嗅土的铁锥,而清代画作里也出现了圆形的花铲,可见从作用到样式,洛阳铲都不算首创。

△ 清代外销画中的花铲

作为一种以地名命名的盗墓工具,它的推广恐怕还是由于民国时期洛阳地区肆无忌惮的公开盗墓

卫聚贤就提到,尽管盗墓各朝各代都有,但各朝各代也基本都是违法的,惟有到了民国,洛阳出土的古物被中外人竞相高价购买,竟然设立了专门的征税部门。既然要交税,这件事自然就变得合理合法了,当地有组织公司也有个人独资,然后再雇佣工人进行盗掘的产业链。盗墓在当时的洛阳,俨然成了一种地方特色产业。

而从洛阳盗掘的古物更是会被快速分销,据说北京琉璃厂就是最主要的集散地。鲁迅就在日记里多次提到自己在北京购买到洛阳古墓里出土的古物。

乱世之中,法律的缺位、世道的艰辛、人性的贪婪都被一一放大,洛阳墓葬几乎被盗空,许多大墓由于古物较多被不止一批的盗墓人光顾,黑话叫做“翻窝”。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洛阳地区叛卖古物来源从偶然获得到特意寻觅,用来探测地下墓葬情况的“洛阳铲”不论是被发明还是被改造都事实上被推广开来

洛阳铲的主要作用是“看土色”。这种工具的形状可以非常方便地取出垂直于地面的土,其实也就是看到了地下土层的横截面。简单来说,地层可以分成两种,自然形成的(称“死土”或“老土”)与受到人为搅动的(称“活土”)。比如挖墓就需要原本的土层挖开然后夯实,土层截面就会分成颜色形状不同的好几层,又称“五花土”。而“活土”之下,大概率都是有古墓的。

洛阳铲一般并不只探一处,而是会到处探测,从而把地下墓葬的轮廓确定下来,由于各朝各代的墓葬规制是不一样的,这样做不仅可以判断古墓年代和级别,还可以确定着手挖掘的入口位置。

△ 洛阳铲的使用,《田野考古工具纵谈》

但如果回归到工具的本质上来说,洛阳铲是一种简便高效且省力便宜的钻孔探查工具。所以后来考古工作者也可以大量使用洛阳铲,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就在自己195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方法》一文里提到,墓葬发掘的钻探工作主要使用洛阳铲,但需要配有可以辨别土色的熟练工人。除了考古工作,在早期器械缺乏的条件下,一些基建工程的地质勘探里洛阳铲也十分常用

洛阳铲在田野考古中的缺点也很明显,钻入地下难免一个不小心就损坏了随葬器物,而且完全人力操作的方式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当时的高效如今看来反而成为了低效。所以现代考古学会更倾向于使用无损的物理探测技术,尤其在大规模的普查工作里。

作为一代考古工作者手中的利器,在20世纪70年代夏鼐率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赠送的便是一把洛阳铲。可惜后来盗墓小说盛行,洛阳铲那并不光彩的出身重新又被翻了出来,在大规模的渲染中又倒回去成为了盗墓者的象征,也着实令人感叹。

△ 洛阳铲,《洛阳铲是怎样炼成的》

假使洛阳铲原型在明代就已经出现,这种通过看土层截面来确定人类活动痕迹的方式,其实就是后世“考古地层学”里很懵懂的认知

考古地层学源自于地质地层学,简单说来就是在自然土层上会由于人类活动堆积出另一层非自然形成的土层。于是就会像千层蛋糕一样,每一代人类都会在这个土层截面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不过在考古地层学的实际运用上会复杂许多,比如挖墓建楼都会对地层造成搅动,每一代留下的土层厚度以及高度也都不是均匀一致的,千层蛋糕只是非常非常理想化的状态。

△ 考古地层学

之前写过的《梁思永:愿有岁月可回首,这一生,太不够……》就在他生前主持的考古工作里运用了考古地层学。在梁思永主持的安阳地区发掘工作里,发现了仰韶、龙山、小屯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是地层叠压关系,即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这一发现确认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先后顺序问题,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发现,并且成为了中国考古学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 梁思永相关著作

另外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便是,自小坚信《荷马史诗》真实性的施里曼长到后四处寻找他心中的特洛伊古城,最终发现了一批沉睡千年的珍宝,震惊世界。这件真人真事本身的传奇性和透出的人性思考,远远胜过如今的盗墓小说。

但身处19世纪的他由于对于考古地层学的一无所知,将特洛伊遗址挖得过深,从而对堆积在上面的遗址造成了破坏。后来对于希萨利克遗址(如今的地名)长达一百多年的考古发现,这个地方存在了47个地层、分属9个不同的时期,施里曼所认为的传说中的特洛伊是第二层,而更接近传说年代的应该是第六层。

△ 施里曼发现的“海伦首饰”,佩戴者是他的妻子

△ 9个时期的“特洛伊城”

洛阳铲就像很多药物,它的作用就摆在那里,不过是人类一念成,还是一念成学。盗墓的祖师爷们可能早早地窥探了地下土层的奥秘,却未能总结出考古地层学这样的理论方法。

不过探寻中国为何在漫长的历史未能始终从应用科学向纯科学迈进的这个命题实在是太大了,前人的讨论早就连篇累牍,以我的浅薄认知只会丢人现眼。但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让文创多回归一点点社会教育的作用,让洛阳铲不止步于玩具里附赠的形状奇特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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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着地的藏狐,故纸堆里的服饰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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