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120回]
作者：温骏轩
第120回 秦凉之变
从灭蜀之战结束到开启灭吴之战，中间过去了十六年，即便从魏晋禅让算起，时间跨度同样长达十三年。如果按照司马昭原定的计划，是取蜀后三年伐吴。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拿下蜀地对于东吴来说是致命的，而三年时间亦足够准备一场全面战争。到底是什么原因迟滞了晋国伐吴之战，甚至面对孙皓的连番挑衅都能忍呢？
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战争，即便是晋国在实力上有压倒性优势，在伐蜀还是伐吴的问题上都还是有大量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对者觉得无论是曹操伐蜀还是曹丕伐吴，都无功而返，没必要再去花这个力气。一如姜维北伐，在蜀汉同样不被看好一样（丞相都做不到，你又怎么可能能做到）。
在中国文化中，世人更愿意相信前人的智慧。有一件跟战争不相关的小事，可以给这一心理提供个参考。在羊祜病故之后，被他推荐继守荆州的是杜畿的孙子杜预。杜预能文能武，学识非常渊博。公元273年，还在朝中做尚书的杜预向司马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由孟津铺设桥梁跨越黄河连接河内。
这一建议遭到一片反对，理由是“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意思是说，洛阳自殷、周时就是都城，历代圣贤都不架桥，肯定就是有不能立的原因。最终孟津桥还是建成了一座浮桥。其实这都还不是历史上第一座黄河浮桥，早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在蒲津建过浮桥，断续沿用至唐宋时期。
虽然大多数人纯粹是基于不打破现状的心理反对伐吴，但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司马炎作为一个开国帝王，会比大多数臣工更有统一天下的欲望，真正让他下不了决心的，是新生的晋国还要在西线打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而这个对手甚至比蜀汉还要难对付和牵扯精力。
事件事情还要从邓艾说起，司马懿去世后，邓艾上书给刚上位的司马师，阐述了自己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戎狄心如野兽，不服教化：“强则侵暴，弱则内附”。应该把与百姓杂居的羌人逐渐迁徙出去，以免他们继续在雍凉之地作乱。
除了建议把羌人慢慢迁走以外，邓艾还对南匈奴的异动做出了建议。东汉末年的这场动乱，让南匈奴部得以内迁到太原郡。当日曹操为了分而治之，将南匈奴分为了五部。如今匈奴右贤王刘豹又将五部匈奴合为一部。不仅如此，南匈奴还以汉室后裔自居，以刘为姓。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警惕了。
邓艾的建议是利用匈奴人的内部矛盾，分封不服刘豹的其它部落首领，比如左贤王去卑的儿子们，同时让他们入朝为官充当人质。这些建议多被司马师所采纳。可惜晋朝后来自己内乱，刘豹的儿子刘渊、去卑的后代赫连勃勃，都在西晋崩溃之后先后立国。
然而邓艾的建议，既不是彻底将边疆部落从内地迁出去，也不是与之融合，本质上还是“以夷制夷”的平衡之术。在雍凉地区，邓艾主政的做法是迁入大量鲜卑部落，以制衡为乱百年，且与蜀汉有千丝成缕关联的羌人。北匈奴迁居中亚，南匈奴内附之后，鲜卑人在东汉后期就已经成为草原之主。此前的历史中，曾有檀石槐和轲比能两位鲜卑首领，整合草原力量，在中央之国的北线发起挑战。
被邓艾内迁至雍凉之地的鲜卑部落中，最为强大的被称之为“秃发鲜卑”，跟后来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鲜卑”系出同源。不过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公元258年，魏甘露三年，拓跋鲜卑首领拓跋力微率部迁居前套平原东部的盛乐城。这座又名“成乐”的城也是两汉定襄郡郡治所在。与通往山西高原的杀虎口隔山相对。占据这个位置，意味着拓跋鲜卑将成为魏国北境最大的威胁源。只是吸取匈奴和乌恒蹋顿教训的拓跋力微，认为频繁抢掠中原王朝边境，获得的财物不足以弥补损失，非长远之计，遂制定了与魏国维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拓跋力微活了104岁（174—277年），几乎见证了整个三国时代。100多年后，拓跋氏的子孙建立史称“北魏”的王朝后，将他追尊为太祖神元皇帝。为了与魏国包括后来的晋国维持和平，拓跋力微将自己的继承者“拓跋沙漠汗”送至洛阳为质。当然，人质不是坐牢。沙漠汗在洛阳受到非比寻常的礼遇，成为双方和平的象征。
身高八尺，英俊魁梧的沙漠汗在洛阳人气很高，很熟悉晋国的情况。拓跋力微去世前（公元277年），沙漠汗请求回草原。此前一年，晋国为保北方安定，决定把榆关（山海关）以北的：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分割建制为“平州”。并以在灭蜀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卫瓘兼都平州。
卫瓘认定沙漠汗回去之后，必定成为晋国大患。在司马炎碍于面子不得不放其归国后，卫瓘用重金贿赂草原各部首领，让他们离间拓跋力微父子关系。由于沙漠汗在洛阳日久，在服装和习俗上已经严重华夏化，草原诸部首领同样担心他继承大位后，会在草原上移风易俗，于是便与卫瓘达成了默契。最终沙漠汗被杀，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再一次被延缓。
晋国利用离间术暂时解除了鲜卑在北线的威胁，在西线却迎来了长达十年的动乱。拓跋力微是父亲拓跋诘汾的次子，除了常见的长子继承制以外，草原民族还有很多部落实行幼子继承制，典型的是后来的蒙古部落。幼子继承的合理性在于，儿子在成年后会先分家立户，开拓新的领地，最终留在家中的就会是最小的儿子，谓之“幼子守灶”。
拓跋诘汾的长子史称“秃发匹孤”。之所以不用拓跋而用谐音的秃发记录于汉文史料中，主要是拓跋力微这一支在入主中原后，为不至混淆而刻意为之。秃发匹孤最初的迁徙方向是西套平原及阿拉善高原，与河西、陇右相接。至拓跋力微决心与魏国交好时，邓艾开始将以秃发部为主的鲜卑人迁入雍凉两州，具体来说是陇右至河西走廊一带。
邓艾内迁鲜卑是为了解决西线战事。没想到按下葫芦起了瓢，蜀汉是灭了，鲜卑人这里又出了事。公元268年——269年，河西陇右遭遇大旱。这一历史阶段“南涝北旱”的特点，并没有随着蜀、魏两国的灭亡而消失。大灾之后，如果救济不力必有大乱，尤其陇山以西地区历来羌胡混杂，还迁入了那么多的鲜卑人。为此，司马炎将刚在荆州力克孙皓北伐的胡烈调入雍州镇压以秃发鲜卑为主力的民乱。
胡烈调入西线后的官职，是专门为这次平叛设置的“秦州刺史”。所谓秦州具体说包括原雍州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原来的“广魏郡”）四郡，加上凉州的金城郡，以及从蜀汉那里夺来的武都、阴平两郡。当日曹丕在继位之初，曾一度在陇右设置过秦州，应该说在地缘上有其合理性。这场鲜卑之乱亦因此被称之为“秦凉之乱”。
历任雍州或者凉州刺史，都会面临边疆民族作乱的问题，旱灾只是一个导火索。想解决的话，无非是恩威并施，又打又拉。不过将门世家的胡烈，性格就像陈骞点评的那样，有勇无谋，刚愎自用，更愿意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由西套平原向南迁徙的鲜卑人主要以两支部落为主：沿清水河谷向萧关方向迁徙的“乞伏部”，以及沿黄河向金城方向迁徙的“秃发部”。
位于宁夏自治区南端的清水河，当时被称之为高平川。当年夏侯渊曾在此击溃匈奴休屠部，夺回建于上游的高平城，以拱卫萧关道的安全。乞伏部迁居至此后，吞并了原本在此游牧的鲜卑鹿结部。西晋灭亡之后，乞伏部南迁陇右。以乞伏部为核心，在陇右地区活动的鲜卑遂被统称为“陇西鲜卑”。
以秃发部为核心的南迁鲜卑，则被称之为“河西鲜卑”。其南迁后的游牧范围“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这里要说下“麦田”的位置。沿黄河从西套平原向南迁徙的话，下一个较为开阔的河谷平原就是甘肃省靖远县所在的“靖远盆地”，盆地之北即为陇右高原北方门户“鹯阴塞”。往南走则是金城兰州所在的“兰州盆地”。靖远盆地在两汉、三国时代并没有置县，除了鹯阴塞以外还有一座“麦田”城，位置在现在的靖远县城东北。
麦田城和靖远盆地在行政上属于凉州武威郡，位置上西接凉州、东邻秦州。这个绝佳的位置，使之成为秃发鲜卑向河西扩张的基地。麦田所处的靖远盆地，虽然不是秦凉之地的核心区，但却对萧关和鹯阴塞这两个枢纽点造成了直接威胁。胡烈上任之后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两个枢纽点的安全问题。
由东而来的胡烈，先是屯兵于宁夏南部的高平川（清水河），不过没有记录显示胡烈与乞伏部之间发生了战事。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乞伏部见晋军前来主动表示自己并无反叛之心。
兵不血刃的控制高平川，也让胡烈更加相信自己能够解决秃发鲜卑。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六月，胡烈由萧关出发进占麦田。
很少有人会象拔跋力微那样长寿，此时秃发部首领之位已经传到第四代“秃发树机能”手上。双方战于靖远盆地南端的“万斛堆”。战争的结果是轻敌冒进的胡烈被秃发树机能所包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兵败身死。次年，秃发树机能又率部围攻金城，攻杀凉州刺史牵弘。西晋王朝又调苏愉为凉州刺史，再被攻杀，整个凉州尽为鲜卑所有。
公元277年（咸宁三年）三月，司马炎调文钦之子文鸯，以平虏将军之职督领：雍、秦、凉三州军队，又一次征伐河西鲜卑。在三国时代所有的二代将领中，文鸯可以算得上是最有勇力的，淮南二叛中的表现让其名震天下。这次临危受命的文鸯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大破秃发树机能，而且迫降二十余万人。
尽管取得了一场大胜，但鲜卑之乱却仍未解决。文鸯前脚刚走，第二年秃发树机能就组织兵力，在武威攻杀了又一位凉州刺史杨欣。与胡烈、牵弘一样，杨欣同样在灭蜀之战中立过大功，是凉州最负盛名的将领。八年时间中，包括三位灭蜀功臣在内的四位封疆大吏，先后丧于鲜卑之手。用司马炎在诏书中的话说“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即便是吴、蜀两国入侵，也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可以想见，此刻的西晋王朝完全没有余力，在东南方向发动一场灭国战争。
常理来说，晋廷应该再派文鸯出征。可惜这位叛臣之后，在取得这场大功之后，很快便引起了司马炎的猜忌被冷藏了起来。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泰山人马隆在朝堂上毛遂自荐，向司马炎要求让自己选拔三千勇士入凉州平叛，并得到了司马炎的同意。
在此之前，有两件事让马隆声名鹊起。一是王凌在淮南发动叛乱失败后，与之同谋的令狐愚虽然已经病死，犹在兖州被开棺曝尸。在无人敢收葬的情况下，马隆自称令狐愚门客为其尸并厚葬；二是在杨欣被攻杀之前上书司马炎，认定杨欣失和于羌胡，必定会吃败仗。
这两件事证明了马隆的胆气与谋略，并让司马炎力排众议，破格将其晋升为讨虏将军、武威太守，准其在全军选拔三千勇士随行。马隆的选择标准是能拉起三十六钧（约238公斤）的弩和四钧（约26公斤）的弓，及至中午便募得三千五百人。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支特种部队。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一名卓绝的勇士，与一个普通人所消耗的粮草并没有太大区别。此外军队那些不敢战、不能战者，在战争中非但不能起正面作用，反而可能会影响士气。这意味着一支能以一当十的小规模特种部队，既可减轻后勤压力，又可大大提升战力。
为能一战而解决问题，司马炎还给马隆准备了可供三年使用的军需用品，包括武库按马隆的要求配置武器。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马隆的要求很特别。历史上对马隆的评价，还包括一个“武器专家”。为了让这支孤军深入敌境的特种部队，最大程度的发挥战力。马隆特别准备了三样特种装备：偏箱车、磁石、犀甲。
战车是古代军队行军打仗的重要装备，对于深入敌境的孤军来说，马车即可负载辎重，又可在扎营时，结阵环列于营帐周边，与鹿角配合防御敌军攻击。马隆的偏厢车特点是车上可以加载箱体，在运动战中军士们能够置身其中，且战且行，然后在车中通过射击孔放箭，射杀前来接战的敌军。
如此看来，马隆的“偏箱车”真可以说是是古代的装甲车。类似的设计，其实孙权也曾经做过。可惜的是孙权所做的“射虎车”，只是他用来游猎时的消遣，并没有升级为一件战争武器。至于磁石和犀甲则是配套使用的。所谓“犀甲”不是说都是用犀牛皮制作的甲，而是指皮甲。与敌军进行阵地战时，马隆会在道路两旁放置大量磁石。被诱入磁石阵的时候，敌军因为身着铁甲而导致行动受阻，身穿皮甲的晋军则可穿行无阻。
偏箱车的出处是，历史明确记载是出自诸葛亮所作的“八阵图”，磁石和犀甲很有可能也是如此。后世提到武侯所作的“八阵图”时，有很多神奇的描述和演绎。诸多描述中一般会提到两个特点：一是敌军入阵会迷失方向；二是阵法中会排列许多石头。结合马隆在秦凉之变中所记载的战例，相信大家便能理解此阵的奥妙之处了。
利用这支三千余人的特种部队，及依八阵图所装备的特种武器，马隆在武威境内转战千里，与秃发树机能亲率的万余骑兵周旋。鲜卑人或设伏、或截击，都不能战胜马隆。被晋军杀伤及归降者万余，连秃发树机能本人亦被斩杀。在战斗中为八阵图神秘力量所困扰鲜卑人，皆以为马隆是“神”。及至武威城，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主动率部万余归降。
整个西征凉州期间，晋国朝堂之上都没有接到来自前线的报告，以至于后方都以为这支自带给养的孤军已经全军覆没。平定凉州之后，马隆又驻守秦凉地区十余年，最终逝于任上。而在平定秦凉之乱后，司马炎也终于可以对东吴完成最后一击。
然而“秦凉之乱”的结束、伐吴之战的胜利，虽然让天下重归一统，却并没有让乱世真正终结。在马隆自荐之前还有一个人想请命出征，那就是南匈奴首领刘渊。不过晋国朝廷认为再像当初为牵制氐羌，而引入鲜卑那样，让匈奴人进入凉州，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祸患。
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至公元280年东吴为晋国所灭。延绵将近百年的三国乱局，在消耗大量汉地人口的同时，也让太多的边缘民族，如：氐、羌、鲜卑、乌桓等族得以内迁至华夏农耕文明的核心区。以匈奴为例，即使没有得到西入陇右的机会，也已经在山西高原中部站稳了脚跟。
倘若晋朝是个够有2、300年寿数的正常王朝，还是大概率能够消融掉这些潜在威胁的。可惜的是，对于成为天下之主的司马家族来说，解决士族门阀的威胁才是当务之急。在没有科举制度从底层不断向上输送精英人才的情况下。帝国形态的中央之国，在选择治国人才时，最终只能在宗室/外戚和士族之间做选择。
司马家族之所以能够代魏成功，便是依托了士族的支持。这些既得利益者，在曹魏宗室希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士族的背景下，选择站在了司马家族一边。如今司马家族坐稳天下，自然是不想再看到皇室被士族架空的情况发生。解决之道便是大封宗室，让那些宗室亲王统兵镇守四方。
司马炎在位期间，以郡为国总共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这一选择本身并不算战略性错误，比如西汉王朝和明王朝在建国之初，同样通过分封子嗣于各地，压制那些开国功臣。而在消除功臣、士族对皇权的威胁之后，必然又在经历一个削藩的过程，来让兵权从宗室手中回归朝廷。一个要收权、一个要保权，战争无法避免。汉之“七国之乱”、明之“靖难之役”都是由此引发的战争。区别无非是，一个是皇帝成功解决了藩王，一个是藩王坐上了皇位。一致之处则是天下没有改姓，也没有陷入分裂状态。
晋朝的运势就没有那么好了。公元290年，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享年65岁。司马炎当了24年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虽然司马炎为晋朝打下了稳定的基础，但司马炎所选定的继任者——晋惠帝司马衷却智商低下，以至于真正的权柄为他的皇后，贾充之女贾南风所掌。
公元291年，天下重归一统不过十一年，晋王朝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5年的权力争夺战，史称“八王之乱”（卷入战乱的藩王并不止八个）。至于战争的始作俑者，史家依惯例又扣在了一个女人（贾南风）身上。只是即便没有这个弄权的女人在，有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在，天下迟早都会陷入一场新的乱局。
公元307年1月晋惠帝驾崩，司马炎第二十五子司马炽继位，改元“永嘉”。司马炽上台后以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后者遣人暗杀了最大的竞争者，河间王司马颙及他的三个儿子。这一事件也被认定为是“八王之乱”的终结。实际上，八王之乱之所以终结，并不是中央政府削藩成功，而是因为中央之国已经被更大的乱局所覆盖。这场乱局中，诸王为了各自的利益，卷入了大量鲜卑、匈奴、乌桓等族军队，让后者得到了反客为主的机会。
公元304年冬，借天下大乱之机，母系有汉家血统身份的刘渊，率先于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称王，立国号为“汉”，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刘渊以刘邦和汉室的继承者，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匈奴汉国”。只是后来的中原王朝，并不愿意承认这些匈奴人攀附的身份，因其身处先秦赵国故地，更多愿意称其为“前赵”。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此后前赵政权数度派军围攻洛阳，并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攻陷洛阳、俘杀晋怀帝，诛晋室诸王及百官三万余人。五年后（公元316年）再围长安，俘杀晋憨帝司马邺，西晋政权亡。
丢失了洛阳和长安的晋王朝，并没有就此终结。永嘉元年，司马炎的从子琅琊王司马睿（司马懿的重孙）带着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南渡建业为晋室镇守东南。大批受战乱影响的北方士族、百姓亦随之南渡避难，这便是著名历史事件——“永嘉南渡”。在司马邺和长安没于匈奴之后，司马睿在南迁士族的拥戴下正式即位（公元318年），史称晋元帝，是为东晋政权。
依靠南迁士族续命的晋王朝，此后再没有尝试分封宗室抵制士族门阀。有开国之功的琅琊王氏，成为了士族的代表，以至于这个偏安王朝有着“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然而被放弃的北方，却就此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混乱之中。自视为汉朝继承者的“匈奴汉国”并没有能够统一北方，从公元304年到公元439年期间，整个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二十余个政权，其中以十六个政权较为强有代表性，史称“五胡十六国”。
公元420年，东晋将领刘裕代晋建立 “刘宋”政权。公元439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此后的中央之国依然陷入分裂状态，只不过历史标签变成了“南北朝”。一直到公元589年，带着鲜卑基因的隋王朝，攻灭了东晋第四代继承者身份的南陈，天下方重归一统。
曹操应该没有想到，自己辛苦开创的基业会为司马氏所代；司马氏也应该没有想到，会有个自视为蜀汉继承者的匈奴人，让自己丢掉了半个天下；当年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太平道信徒们，更不会想到自己的求生欲，会触发一场延绵400余年的大乱局。
谁又该为此承担最大的责任呢？没有人能够回答。从更多角度，包括地缘视角审视这些历史，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至于是非功过，每一代的人都会有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杆秤去衡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些花费一年多时间写出来的文字，若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新鲜的信息，也不枉它们在这世上走一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