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羊城晚报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2月15日，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于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仙逝，享年88岁。
蔡鸿生教授，193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退休。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刊论著探讨下列课题：（一）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二）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三）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四）广州与海洋文明，（五）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
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曾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蔡鸿生先生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
蔡先生不仅自身学业有成，更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善待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并向兄弟单位输送学术骨干。蔡先生耄耋之年，仍读书撰文，身笔两健，为学界所推崇。
2018年，蔡鸿生先生就其论著《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该著既有时代背景的系统把握，又有落实到人事和细节的考证，发前人未发之覆，显出了海事史的“人事本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附 | 2018年蔡鸿生先生访谈（节选）
对历史研究的“热点”要作“冷处理”
羊城晚报：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碎片化的材料？如何还原陌生的海事历史？
蔡鸿生：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要贴近历史过程，不能浮在表面，听风就是雨。历史资料要变成历史事实还差得远，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过程化，上面说的海上保护神的例子就是过程化，一条链条不能有“缺环”。
里面还有一篇《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我们说到广州海舶，通常都是讲来广州的蕃舶，没有讲出去的船，广州出去的船就叫“广舶”，泉州开出去的就叫“泉舶”。广州的船开出去，一路上会经历什么？
首先要备淡水。过去珠江比现在宽，船停在珠江江面，船出发要汲水，宋代的船汲水的地方叫“小海”。船离岸之后，市舶司的官员还会一路监控，怕你走私或者带铜钱走，那时是禁止货币外流的。官员会一路跟到溽洲，这是个重要地点，就是现在台山的广海，广舶在这里就正式驶入大洋了，这里有三处瞭望哨所，到这里才“放洋”。
广海放洋后，经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可以一路做生意。那时候海上航行靠季风，八九月份出发，等第二年西南风起才回来，所以就要在海外过冬，叫“住冬”，位置在马六甲海峡左边，地名南巫里（今印尼的亚齐）。住冬的时候要补充货物、修理船只。之后有的船继续去印度洋，有的船就在那里回头了。汲水、放洋、住冬，这些搞清楚之后，大抵上就过程化了。
羊城晚报：当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在这种热潮中，历史研究者应该注意什么？
蔡鸿生：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就是用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内涵。但我们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别人做的大量是经济、外交方面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到位”而不“越位”，把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
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
我们的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研究是冷静的、个人的，不受人干扰，这是精神生产的特点。学问必定要个人下功夫，独立思考、持续钻研。我们也要学会让自己“退烧”，自己写的东西，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看，经过“冷处理”，才会发现还有修改的余地。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