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谈判，见证一场争取
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7个国家正在召开一场国际会议。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著名的“巴黎和会”。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以和平名义召开的会议，会在中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当时的中国大总统袁世凯，因为复辟被讨伐忧惧而死，国民政府自此分裂，南北分治，中国的政治陷入了权力角逐的危机。
辞退了段祺瑞政府财务总长的梁启超，意识到这次会议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地位很重要；
便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一个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的机会，以民间代表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
请求各国代表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和会”并不和平，为了彼此的利益，战胜国们在会议上激烈辩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更是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当时日本政府认为，根据之前签署的，殖民化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的约定，应该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
这种赤裸的剥夺和侵略，让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愤怒了。
一个身穿呢子大衣，叫顾维钧的清瘦年轻人，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所学，发表了义正词严的拒绝。
他分七个层次申明了国家主权不容窃取的立场，告诫日本政府，所谓的“二十一条”，“民四条约”，都是被迫签的，没有问过中国民众的意愿，不具备真正效力。
他坚决地说：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就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上，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年轻人有力的言论，博得了在场人的一片喝彩。威尔逊总统更是起身与之握手，表示支持中国的利益。
而顾维钧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经过巴黎媒体的披露，也马上家喻户晓，赢得了无数赞成中国主权独立的流量。
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为争取民族权益唇枪舌战，背后的北京政府，却发来密电，同意签署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认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一面是熬尽心力的周旋和争取，一面是卑躬奴膝的妥协和放弃，处在夹缝中的代表团，何去何从？
这焦灼的境遇中，以梁启超为首的代表团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
把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况，通过电报的形式，发回国内，让中国的民众参与到国家主权的决策中。
五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大幕。
（顾维钧）
一次思潮，燎原一次星火
从1919年4月24日开始，梁启超将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况，通过电报，源源不断地发回了北洋政府的国民外交协会。
这些令人痛惜的外交黑幕，令时任国民外交协会委员会主任兼事务主任的林长民，异常愤慨。
林长民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的父亲，有担当、有气节。
他对当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感到难以理解。他决定把这种没有经过民众同意，就将国家主权和领土，拱手送人的卖国行径，公之于众。
敢于向民众捧出一颗透明的心来，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走出抉择的智慧。
林长民深知，中国的民众，经历过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复辟，军阀混战等闹剧的洗礼，自由、民主、文明的风尚，正在唤醒国人的主权意识。
从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到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青年为主力军，创立《新青年》，将矛头对准政治和思想一起腐朽的封建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正如雨后春笋一样疯长。
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火炬，也通过《新青年》传递到了中国。
掀起了以青年人为主力，介绍西方进步文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
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一批进步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携带着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青年运动”的发起，奠定了最适合的土壤。
加里宁说：“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各种理想和幻想。这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一种宝贵品质。”
这种品质，是敢于去抗争不公平，是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也是敢于担负历史使命，更是敢于开辟出新的革命道路。
基于这样的社会思潮，林长民撰写了一篇名为《外交警报告国民》的文章，拜托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梁敬錞，发表在了5月2日的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上。
文章中，毫无保留地把巴黎和会的电报原文刊发，同时发出了言辞沉痛的告国民书：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还要被他国瓜分国土，真是让人悲哀。林长民决绝的呐喊，成了导火索！
于是一场民族复兴之战，国土捍卫之战，思想解放之战，爆发了！
一次运动，推开一个时代
1919年5月3日，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在看到林长民的文章以后，连夜召集各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秘密集会。
他们邀请当时北大新闻学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邵飘萍，介绍巴黎和会的情况，号召新青年们，用青春热血，挽救民族危亡。
这振臂一呼，令很多有志青年热血沸腾，现场群情激昂，大家纷纷走上演讲台，发表演说，令场面一度因为悲愤而失控。
当时，北大学生谢绍敏，双眼含泪，咬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悲痛地写下了“还我青岛”4个大字；
另一名叫刘仁静的学生，更是想用血溅当场的方式，以铭心志，幸而被身边同学把刀夺下，才避免了悲剧。
这种冲动，如同潮水，奔流激荡，不可遏制。最后凝聚成了游行示威的风暴。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师生三千余人，不顾北洋政府阻挠，高举着“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标语，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起了“五四运动”。
北大新潮社的罗家纶撰写了“五四运动”《宣言书》，宣讲中国当前危局，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在这种纲领下，学生们自发的组织讲演团，成立国货维持会，组织护鲁义勇队，誓与青岛共存亡。
短短几天，参加罢课的学生已经超越了2.5万人。
激愤的游行队伍，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和北洋军阀派遣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为了镇压和制止学生们的举动，政府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式。
当局大量逮捕学生，却不料引发了更大面积的暴乱，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发生了和北京一样的运动。
各界声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民众抵制日货，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停止签字。
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放弃了签约，并且向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电，命令他们，拒绝签字，“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五四运动获胜！
一次学潮，引发一场高潮
然而，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这个棘手的问题，又被拎出来。
经过了多轮会议的磋商，签定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对青岛的瓜分，改为了“胶济铁路、青岛盐厂和青岛、济南的电台由中国赎回”。
这一结局，差强人意，但是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外交史上的转折性成果。
而五四青年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马克思：“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被屈辱压抑的尊严，开始觉醒，催生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道路，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青年力量自此更加崛起，当时五四运动的领袖闻一多、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陈潭秋、高君宇，此时23岁...... 都成为了对未来中国影响深远的人物。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
1939年，“5月4日”被正式命名为“青年节”，用永恒定格的方式完成了对青年精神的承继。
它让我们铭记：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青年的力量，这是一种爱国精神，也是一种家国担当。
青年人必须不忘初心，继往开来，青年也必须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才能让活力创造不朽，让青春永不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