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历史篇> [第119回]
作者：温骏轩
第119回 三分归晋（下）
诸葛诞之乱后镇守淮南的扬州都督，是司马懿一手提拔的石苞。援助诸葛诞的行动中，吴军就是被石苞打败的，放他在这里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此外司马炎代魏就是在石苞和陈骞的极力进言下这么快操作的，算得上是开国功臣。不过石苞的出身不太好，前面介绍过，跟邓艾一样出身寒门，以寒门之身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难免遭人嫉妒。与之比邻的淮北监军王琛就很想取而代之，密奏石苞通敌。
与此同时淮南一带“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童谣传播，暗指石苞要谋反。当日司马昭在的时候，“三马食槽”之说流传于市。帝王家对这种传言，都是宁信其有。智者疑邻的心理影响下，石苞听闻吴国将起兵，堵塞水道的做法，以及他在洛阳的儿子迟延了几日没上朝的失误，都被司马炎认定是石苞可能谋反的迹象。
未雨绸缪，司马炎开始调动宗室领军向淮南移动，准备平叛。也怨不得司马炎有此疑心，淮南这地方都三叛了，而且叛的都是能征惯战之将。当然，朝中还是有不少大臣帮石苞说话的，并没有因为他的出身加以排挤。石苞这边感觉到被怀疑，遂主动离开军队，到府署中待罪。随后司马炎召他入京，更是当即起行，到京后亦没有任何怨言，算是彻底打消了司马炎的顾虑，后来还被升为司徒，位列三公。
事实上，“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的童谣是吴人所散布，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最为忌惮的石苞调走。石苞一调走，东吴的大军就北上了。然而战争比拼的是国力，石苞虽然在对吴战场上屡立战功，却不能说晋国少了他就不转。
为晋国坐镇荆州的是在灭蜀之战中立有大功的新任荆州刺史胡烈。比较奇怪的是吴军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几路并进，而是荆州这边先开战。这是因为胡烈这边亦提前收到吴军将北伐的消息。胡烈的特点是自信，战术上有点轻敌冒进，不过要是打胜了就算是善出奇兵。荆州战场先燃战火，应该是他知道消息后主动出击。此前原本出镇长安，统领雍凉诸军的司马望被调回了洛阳，司马炎就派他率领中军两万，驻军于许昌西南的摩陂（曹叡因摩陂进中曾现过龙，将之更名为“龙陂”，及改元青龙）。准备看哪边战事吃紧就先救援哪边。
结果主动出击的胡烈击败了施绩，司马望见不用自己上场就准备班师回洛阳。还没回到洛阳江淮战场又战火燃起。孙皓即已把都城迁回建业，还是要以江淮战场为重的，荆州方面不管谁主动发起进攻，能牵扯住对手不给江淮派援军，目的就达到了。为了打个漂亮仗，开战后孙皓亲自坐镇东关（濡须坞）督阵。
合肥并不是这次征伐的核心目标。粗略算起来，这些年东吴在合肥这个方向征伐得有十次左右了。其实合肥新城的面积并不大，也就330米X210米的样子，还不到故宫面积的十分之一，但吴军就是拿不下这座地势较高，又有护城河环绕的城池。拿不下合肥，不光是合肥城本身城防坚固、储备充足，更在于他身后的寿春乃至许昌、洛阳能够为之提供支援。以当时的补给来说，合肥守将只要能撑够一百天，就算援军还没到，吴军也很难撑下去。反过来，魏军如果想打濡须坞，一样会遇到这样的困境。
这次吴军的目标是取寿春，这个目标现下也是新常态了。石苞被调走后，原为豫州都督司马懿的第七子司马骏，被调到寿春城设防，与丁奉二人战于芍陂。丝毫不让人意外的是，吴军仍然没有突破这个瓶颈。见司马望的中军又调转身前来寿春支援，孙皓只得下令撤军。这次北伐，算是以吴军的完败落幕。倒是让其实一仗没打的司马望得以升任晋国的大司马。
那么交趾战场的情况又如何呢？能不能为孙皓挽回点颜面？答案是不能。前面说了，霍弋委任的交趾太守是南人豪族出身的爨谷，结果没多久爨谷就死了。霍弋又派了马忠的儿子马融去接任，还是没多久又就又病死了。考虑到越南与地处高原的云南，气候环境差异很大。应该是水土不服。等到东吴兴兵准备收复交州时，接任晋国交趾太守的已是犍为人杨稷。幸运的是，杨稷的抵抗力可以，没有再染病身亡。
北线不给力，交州那边同样不顺，更应该说是惨败。吴国任命的交州刺史刘俊，以及他的前锋修则三次发动进攻，皆以失败告终。杨稷乘机派遣毛昱、董元反攻北四郡，在合浦一个叫古城的地点大败吴军，斩杀了刘俊、修则，残余的吴军在顾雍的族弟顾容率领下，方才力保合浦不失。而与南中、交趾两面相接的郁林郡则落入晋军之手。此战中立下大功，斩杀修则的毛昱旋即被加封为郁林太守，董元被升为九真太守。
孙权死后，每次北伐失败，建业城的权力架构都会重洗一次，出师不利的孙皓看起来也危险了。然而受益于前期的内部清洗、整合工作，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到孙皓。东吴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将权力重新归于皇帝之手。为此孙皓取消了大将军和丞相一职，以施绩为左大司马，丁奉为右大司马；陆逊的侄子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为的就是不再将军政大权集于一人之手。这样的话，就算再有什么内忧外患，孙皓也不至于被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做掉。
虽然没有因败生乱，但一个皇帝没有场胜仗立威却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没把交州三郡收回来，还把郁林给丢了。次年正月（公元270年），孙皓再派丁奉北伐，同时派出几路大军再征交趾。这次丁奉没有去合肥也没有去寿春，而是直指涡水入淮处的“涡口”。吴军每每北伐，都是因北军援军南下而不得不撤军，索性这次就直接进抵淮河，切断对手的后援。
此时的扬州刺史是牵招的儿子牵弘，扬州都督则是陈矫的儿子陈骞。最终是牵弘率军将丁奉击退。虽然取胜，陈骞却认为牵弘这个人和胡烈一样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是能安定边疆的人，很可能会丧师辱国。淮南将帅不和的事发生过很多起，司马炎认为陈骞这样说只是因为个人矛盾，便把牵弘给调到凉州去做刺史。事后证明，陈骞对二将的评价并非出于私心，一切都让他给说中了。
北线没有进展，南线同样无功而返。这次再次交趾，孙皓的准备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充分的。以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陶璜为苍梧太守，由荆州陆路出征；将领李勖领军由今属福建的建安郡，沿海路向南。水陆两军至合浦合兵，然后再共击交趾。
虞汜是虞翻发配至交州时所生的儿子，薛珝和陶璜的父亲分别做过交趾太守和刺史，大概率也是生长于交州。换句话说，三人都是地头蛇，熟悉交州的风土人情。问题出在李勖身上，李勖并不是交州人，这次出征仰仗向导冯斐。结果李勖并没有如期抵达合浦，并以向导不利为由杀了冯斐撤军。如此劳师动众，甚至可以说丁奉那边都是在唱配角，却就这么灰溜溜的回来了。李勖毫不意外的承担了所有后果，被孙皓族灭。
海路走不通，还是要靠出身交州的三将，由陆路南下。只是因为李勖这一路没有如期抵达，整个准备时间又推迟了一年，而且仍然是两边两线一起推进。公元271年，吴建衡三年正月，孙皓从建业出发亲征伐晋。算起来，短短三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比较奇葩的是，孙皓这次甚至还把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带上。看上去简直不是去打仗，而是准备直接入驻洛阳。
有此举动的原因说来十分可笑，是因为有个叫刁玄的官员，当日出使蜀汉时，带回了司马徽的书。卧龙、凤雏都是司马徽向刘备推荐的。这位水镜先生涉猎甚广，对运命之术亦有所研究。刁玄从蜀地带回了他的一些著作，学习加工后把自己包装成了预言家，宣传孙皓必将统一天下。这次孙皓的出征，导火索就是刁玄的谶文“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朝堂群臣虽然拼命劝谏，亦无法阻止。
晋国那边听闻吴主亲征，派出司马望领中军两万、骑兵三千南下寿春准备迎战。结果这次又没打起来。原因是天降大雪，那些后宫所乘车辆，每辆车都要上百人推拉牵引，苦不堪言。士兵们纷纷怨恨的说，如果真遇到敌人，干脆倒戈投降。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孙皓怕激起兵变只能退了回来。
江淮这边一场闹剧收场，交州那边却是事不过三，先败后胜夺回了交州。吴军这边率先请命出战的是陶璜，仍是沿陆路进军交趾，与之接战的是任职九真太守的董元。不过在山地中作战，是这些前蜀军的特长。陶璜在损失两员战将后，只得退回合浦，并差点被身为主帅的薛珝军法处置。陶璜认为这是调配给自己的军队不太听命造成的失败。当天夜里，陶璜率自己的部曲数百袭击董元，乘对手不备劫得了不少财物，扳回了一局。
薛珝见陶璜证明了自己能力，一边表示感谢，一边阵前任命陶璜为交州刺史，负责制定整个进攻计划并充当先锋。走陆路并不是吴军的特长，陶璜的计划是走海路，直取交趾郡治龙编城。受惯性思维影响，晋军那边的确没有想到吴军会走海路。陶璜出其不意抵达龙编城后，又用计设伏大破董元。更为关键的是，利用之前缴获的财物，熟悉交趾情况的陶璜收买了龙编以北山地的扶严夷首领梁奇，后者率部万人前来相助，让战场形势呈一边倒状态。
此时除非霍弋能从南中派出援军，否则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当日霍弋在派诸将出征之前，曾对天发誓说：如果被围的话，守城未满百日而降者，家属诛；如果百日救兵不到，霍弋自己领罪。问题是霍戈这时正好去世，晋国一直没有派军入驻南中。本质上是靠这些蜀汉的南中将领，独自在帮助晋国经营交州。
霍戈一死，援军来不来可就悬了。城中粮草又不足以支撑百日。为此，杨稷决定用这个理由说服对手，让他们守足百日。不顾吴军众人的反对，陶璜不仅同意对手缓降，还送粮食进去让他们守够一百天。按陶璜的说法，这样做“使彼来无罪，而我取有义，内训吾民，外怀邻国，不亦可乎”，而且他判断霍弋已死是不会有援兵的。由此可以看出陶璜的政治智慧。后来交州在陶璜的治理下，一直非常安定，东吴亡国之后，陶璜仍被任命为交州刺史，去世之时“举州号哭，如丧慈亲”。
最终陶璜给的粮食吃尽，杨稷还是没能等到援军，城中军民亦死亡过半。晋国那边所做的，只是派使者前来加封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为交趾太守（还不到城就破了），激励他们死守。绝望之下，有部将王约开城投降。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战争，吴军算是正式收复失地。值得一提的是，杨稷被囚送到合浦时就吐血而亡。毛炅更是誓死不降，被修则的儿子修允剖腹挖心所杀，以祭奠父亲在天之灵。整个过程毛炅一直与修允对骂，着实算得上是硬骨头。
吴国如此三番五次的主动挑起战争，整体实力碾压的晋国就没有反击吗？那倒也不是，在灭吴之战开启之前，除去那些小打小闹的边境摩擦之外，晋国对吴最大的一次进攻发生在荆州战场。这场战役还牵扯到一段佳话——羊陆之交。羊指的是羊祜，陆指的是陆抗。
孙皓主动挑起战事后，司马炎做了一系列军事调整，派驻襄阳都督荆州军务的就是夏侯霸的女婿，泰山人羊祜。当日夏侯霸虽然降蜀，留在魏国的家人却因祖上之功未受牵连。羊祜是标准的世家子弟，往上数九代都有人出仕太守级别的官职，与司马家族也有姻亲关系。羊祜是清廉谦卑著称，屡屡推辞招他入仕和加官进爵的诏令，被时人视为当世之颜回。越是这样推托，反倒越是为司马昭父子所器重。与之配合担任荆州刺史的，则是同为世家子弟的荥阳人杨肇。
荆州是三国时代的博弈焦点，魏国得到它的北部后，战事几乎就没停过。羊祜到任之后，发现不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连军粮也难以为继，史称“军无百日粮”。这种情况下，羊祜并没有把军事放在首位，而是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屯田，一半戍守，同时致力于安民固农。三年之后，便积了足够十年吃的粮草。
要说羊祜的这些措施倒也没什么稀奇之处，基本上每个有些文化的主官都会想到并实施。荆州地区一直不安定的原因，在于吴人频繁溯汉水北上袭扰北境。吴人在水上本来就有优势，逆水行舟又有个特点，前行相对较慢，后撤非常迅速。吴人看准时机偷袭，又有水上优势，就算走得慢点也容易偷袭得手，等到得手后撤回去，你又追不上。
吴晋交界的节点，是关羽、乐进摆设过战场的青泥山，也就是寻口，对应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过了这个节点，就进入荆山与大洪山包夹而成的汉江通道。之前这个节点设有名为“牙门戍”的军事据点，吴人将之升级为了“石城县”，以之为基地对魏晋的襄阳郡实施战略袭扰战术，这让襄阳军民感到苦不堪言。
羊枯想留一半人屯田，势必就会影响防御力。对此他自有独门妙招，那就是“以德服人”。羊枯要求，但凡与吴人作战，必先通知对方约战，绝对不允许偷袭。抓到对方将领或者家属一律放回，在战场上死于己方之手的吴军将领，嘉赏其节厚殓送还吴国。战争当中，如果收割了吴国百姓的稻谷充作军粮，都要统计好数量，用绢来偿还。就算是打猎，如果发现猎物是吴人先射伤的，都会送还回去。
中央之国自宋襄公之后，战争形式就已彻底进化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无差别全面战争形态。羊枯这样反其道行之，彻底赢得了吴国军民的尊敬，吴人甚至都不称其名，尊称他为“羊公”。在羊祜出镇荆州后，吴国这边派来了陆抗入驻江陵，都督荆州军务。
对于羊祜的以德服人，陆抗一直是有警惕之心的，认为这是在收买人心。如果自己这边还是用之前的手段袭扰，反而会失去民心，所以也约束手下，包括放在石城那些打袭扰战的军队都撤了回来。
双方边界因此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羊、陆二人更以君子之礼相交，甚至陆抗生病了，还会派人去问羊祜求药，药到手也不疑有他，跟怀疑药有毒的下属说，羊祜是不可能用毒药害人的。孙皓曾对“羊祜之交”产生过怀疑，陆抗告诉他，如果不以信义对抗羊祜的以德服人，反而是在帮羊祜做宣传。陆抗说得没错。羊祜的这个方法，不光是为了降低防御成本，更是为了在战略上争取人心，让博弈的天平不知不觉向自己倾斜。效果则是非常明显的，除不断有百姓投奔，不时还有被施恩的吴军将领，率军归附。
这场心理战最大的收获是步阐。步骘死后。公元272年，孙皓决定将步阐调至建业。孙皓上台后，整肃了很多前朝重臣。步阐担心这是一条不归路，于是将步协的两个儿子送至晋国为质，率西陵归降了晋国。晋国这边，则派出杨肇领军三万前往西陵支援步阐，羊祜领军五万兵出江陵打援，同时巴东驻军亦越境攻击吴国的建平县（重庆市巫山县）。
大战将临，陆抗即没有死守江陵，更没有去强攻西陵，而只是在西陵以北筑围，切断步阐与晋国的联系。西陵城就是以前的夷陵城，当年这座城池的加固工程就是陆抗主持的，非常了解情况。在他看来，两座城池都非常坚固，不仅羊祜短期内拿不下江陵城，自己同样也不可能在晋国援军到来之下拿下西陵。于是陆抗决定主力不守江陵也不取西陵，而是守在西陵城北去打晋国的援军。
之前陆抗曾在江汉平原筑坝截断沮漳水蓄水为陂，阻止魏军南下，在孙权阻断涂水后，这已经成为东吴的标准操作。没想到这样做反而提高了上游水位，让羊祜能够借机用船运输粮草到前线。为了迷惑对手，羊祜故意说要派军去破坏堤坝，被陆抗识破主动毁了堤坝，逼的羊祜还是只能陆地转运粮草。战术正确，加上晋军补给困难。最终陆抗取得了一场大胜，全歼杨肇的三万人，羊祜亦不得不退兵。
羊祜以德服人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主和派，但其实是晋国最坚定的主战派，一直在劝说司马炎伐吴。只是说羊祜认为要打就大打，平时这种消耗是没有必要的，不如一边休养生息，一边展开对敌心理战。公元278年，晋咸宁四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临终前羊祜申请回朝养病，实际是拼着最后一口气向司马炎面陈伐吴之计。
羊祜死后，司马炎亲着丧服为之举哀。一年之后，在羊祜周年之际，“晋灭吴之战”终于按下了启动键。谥号武帝的司马炎，一共组织二十余万兵马，分为六路进攻吴国。第一路兵马由司马伷统领，进逼与建业隔江相望的涂中地区（涂水流域）；第二路兵马由王浑统领，至横江口渡江；第三路兵马由王戎统领，进抵武昌；第四路兵马由胡奋统领（胡烈的儿子），攻击吴属夏口；第五路兵马由杜预统领，围攻江陵；第六路兵马由王濬统领，自蜀地出发，顺流而下直取建业。
如此强大的攻击阵营，可以说把所有的攻击点和攻击路线都考虑到了，整个伐吴计划都是羊祜生前一手制定的，包括向建议由王濬治蜀，打造出一支强大水军。羊祜死后，王濬继承他的遗志，成为了灭吴之战的主力推进者。换个角度，这个排兵布阵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士族集团。六位主帅，司马伷是司马懿第三子，王浑是是王昶的儿子，王戎是王雄的孙子（位列竹林七贤），胡奋是胡烈的儿子，杜预是杜畿的孙子。祖上名气稍弱的王濬，亦是累世为二千石的官吏之家。
相比晋国士族当道，此时的吴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西陵之战后，孙皓连封了十一个宗室为王，并一改之前的制度，给每个王配了三千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豪门大族坐大。六年后（公元278年），孙皓又再封了十一个王，再给三千兵。一直到晋军兵临城下时，孙皓还封了十一个王。这种任人唯亲做法，虽然让东吴没有再出现权臣当道的现象，却也使得最后时刻，吴军的战斗力严重不足，也没有出现蜀汉那种，大量将领殉节的情况。
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中，晋军所到之处很少遇到真正的抵抗，史书用了“土崩瓦解，靡有御者来形容”，偶尔敢战者也旋即被消灭。晋军各路兵马发挥最大作用的，是来自蜀地的水军。经过十年的准备，晋国在长江上游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甚至建造有能够承载两千人的大船。
这些准备并不可能不让吴国方面知晓，为了抵御必然到来的攻击。当水战优势不再属于吴军后，吴国方面的应对是在三峡出口（西陵峡东口）布设铁链、铁椎吴国方面只能用在西陵峡口的做法被动防御。而这一做法，同样被羊祜提前获知，并通知王濬提前想好应对之法。
王濬的应对之法，是制作了几十个大木筏，筏上扎上披甲执杖的草人伪装成战船，开战之后命令善于游泳的士兵乘筏先行。这样的话铁锥刺到筏上都被筏带去。同时在木筏船头布设长十余丈的油罐，灌上麻油（谓之“火炬”）。遇到铁链阻碍便点燃火炬，用不了多久便能将铁链烧断，打通航道（驾驶木筏的士兵则游泳逃生）。
当东吴水军和铁锁都不能封锁航道，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公元280年，晋天纪四年三月，仅用了四个多月时间，由蜀地出发的晋国水军，就一路攻城拔寨，率先兵抵建业城。50年后，罗马帝国在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之侧，选择一个半岛构筑了举世闻名的“君士坦丁堡”。作为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只被攻破过两次。除了坚固的多重城墙以外，一条可以战时封锁海湾（金角湾）的铁链同样功不可没。如果历史上那些试图征服君堡的征服者，有机会熟读中国历史的话，相信早就能够知晓破解铁锁横湾的办法了。
回到1700年前的三国战场。屋漏偏逢连阴雨。战前岭南又发生了兵变，吴将郭马于广州起兵叛乱。吴国在岭南的驻军都在忙于平叛，无法对长江战场作出支援。在这种形势下，吴国境内可以说是遍地狼烟，彻底没了退路的孙皓只能效法刘禅，把自己绑了，向王濬请降。需要说明的是，在王濬船抵建业前，王浑于横江浦击败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所率领的数万中央部队，斩首七千八百余人。为此王浑认定自己才是灭吴首功，甚至上书罗列王濬的罪状，要求拘捕后者。
好在司马炎及时安抚了王浑，并没有让“二士争功”之乱再次重演。值得玩味的是，魏国的亡国之君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蜀国的亡国之君被封为“安乐公”，到了吴国这边，就只被封为“归命侯”了。
由于孙皓在集中权力之时，用了很多残酷手段清洗士族，使得他在吴国内外的口碑很差，有很多关于暴行的传言。归降晋国之后，贾充曾就那些传闻向孙皓本人求证，问道：听说阁下在南方时挖人眼睛，剥人面皮，对什么人会用这种刑呢？孙皓的回答是：对人臣弑君，奸诈不忠者，就用这种刑罚。弑杀曹髦是贾充永恒的污点，一句话把他给噎的说不出话来。后来又有人向孙皓的侍中李仁求证孙皓的暴行。李仁的认为这都是落井下石之言，因为孙皓现在是亡国之君，身居下位，方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于他。这也是作为末代之君的悲哀，昏庸、残暴总是要占一项的，既然刘禅顶了昏庸的帽子，行事张扬的孙皓有个残暴，更能衬托出三分归晋的结果是应了天时。
至此，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应该算是划上了句号。唯一留给大家的疑惑，是为什么司马炎立国之后等了十几年再伐吴。在此期间，除了霍弋、羊祜因对手有人叛归，被动卷入的两场战争之外，晋国在此期间完全没有组织一场象样的伐吴之战。不要着急，后面还有一个彩蛋，会帮助解释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