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文 | Jean
编 | Chelsea
教育部原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孙霄兵
自北大毕业后，孙霄兵就入职教育部，先是人事司，后是政策研究部门，就是政策法规司。
在任期，孙霄兵主持了多部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起草修订工作，涵盖《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律法规。其中，《教师法》从第一个字开始起草，再到后续国务院的一些实施办法和教育部的一些实施办法，到最后通过，都是他亲自执笔，解决了我国教师的很多实际问题。
孙霄兵并非一开始就是法学专业毕业生。1977年夏天，中国高考制度恢复时，他还在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当民警。得知高考恢复，他的第一报考志愿是法学，然而北大在贵州省的招生计划中并无法学专业，思来想去，他选择了中文系，“能上北大就可以”是当时的目标。
1978年，孙霄兵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文学的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鲁迅的一个观点——不要当空头的文学家。他更愿意去做一些实际的事务。正式开始工作后，他主动在华中师大、吉林大学研读教育和法学，分别取得了博士和博士后学位。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孙霄兵参与制定了诸多教育法律法规，为我国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但改革创新依然随着国力发展，人民需求的变化而有其必要性。基础教育的改革在高考，高等教育的改革在管理模式。
国际学校在线在第四届国际化学校行业年会上专访教育部原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孙霄兵。他对时下热议的教育话题的见解思路清晰，并指出水流千里归大海，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追求和特长。教育的作用，是让人们在合适的位置实现自我价值。
观点一
个别政策或有起伏波动，
大趋势不容动摇
我对中国教育的整体以及中国的国际教育是充满着信心的，我国的国际教育具备良好的制度基础。
从国内来讲，推进教育开放，对外开放政策是教育的宏观政策，持续地派出留学生，哪怕是在遇到困难时，很多留学生没有回国，为其他国家服务的情况下，依然是保持来去自由的政策。
从国际来讲，一直以来我国都是超越性的执行了WTO当中中国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例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由选择出境留学、境外消费、跨境交付等方面，以及我国与多个国家互认学历学位，凸显了国际法角度而言的制度基础。
国内国际双面保障与促进，使得中国的国际教育走的更加坚实，且大家是受益的，符合中国家庭对多元化、国际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孙会长采访现场
观点二
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暂时招收出国留学受阻的准留学生政策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
国外疫情严重的情境下，大多数学生无法按时到国外大学学习，这与所在国是有一定关系的，有疫情原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开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习机会，不代表这些学生如同国内学生一样是正规入学方式，没经过国内高考，通过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入读后拿到的文凭是外方文凭，而非中方文凭。
学位授予的权力，分两个层面来看待。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授权哪一位学生学位，权力在大学。而大学能不能授予本科学校、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家决定。
暂时性就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后，校园活动如何安排，离校时获取的证书外方是否认可等系列问题还需进一步落实。
观点三
国际教育在提高“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方面，起到领先尖端导向作用
中国的教育由于早期基础较差，无法保障人人都能接受教育，因此走的第一步是让人人都接受教育，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加之随后提出的普及高中，甚至是普及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50%，这个系列过程就是公平教育。
近年来，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再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学。高等教育领域体现的尤其明显。人们要上本科，还要上本科中的985、211，甚至是清华北大。当人们从平等转向有质量的变化中，国家提出了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目前，我们已经跨过公平教育的栏杆，重点是在质量问题。凡是学生在上学时能够感觉到学校、教师是在教授高质量的教育，学习是有收获的，文凭不再是单一追求，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们的教育就会提高质量。
而国际教育向来是引进吸收国际上较为成功和成熟的教育资源，这就决定了国际教育不是解决“打底”的问题，而是解决高端问题，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在提高“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方面，能够起到领先尖端导向作用，所以我赞成发展国际教育。
观点四
大而统一的高考模式要拆分掉，人才培养要分类
高考从1977年恢复后，最初是精英模式，报名和录取的人数都较少，但是现在已经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这种大而统一的高考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当今的教育需求了。
如今高考给中国家庭、学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人都在追逐考试分数，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素质，而非分数。缓解压力的方式，我认为考大学的人要分类，分层、分流、分科、分校，通过多元化的考试方法把集中式的高考模式分解掉。
我们都知道中考不允许复读，高考失败却可以复读，很多家长让孩子在高中一遍遍的复读，期望可以考上名校。但我们要认识到，有些人是不适合读大学的，大学是专科教育，高中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
包括当下国家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这是一个正面的规定，符合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需要。社会需要一部分人做前沿的技术工作。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研究性的、学术性的学习工作，不是人人适合。
政策出台后，如何让父母更加理解政策目的，很关键。首先，这不是强制性的，不选择职业教育，也是各个家庭的权力。其次，这是一个共同协调的过程。许多农村地区的孩子需要早早就业解决生活问题，但我们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必机械地硬要把人划到某一个类去，而是灵活调整。
社会如何看待技术型、应用型工作，也是问题解决的根本之一。把人分成不同等次，说到底还是一种封建思想的体现。事实上，我们讨论的很多教育问题，本身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观点五
用开放多元的心态鼓励公办学校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既要做好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也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胸怀世界、放眼全球、立足当下、扎根中国大地”等远大目标，是所有受教育者应当体现的。具体到课程和教材执行安排上，每个学校有自己的选择权和实践权力。公办学校的校长愿意把国际化的项目多开展，可以选择跟外企、涉外的事务沟通交流，愿意坚持本土的也不强硬干预。
不去规定哪个学校的国际化做得好，哪个学校的国际化做得不好。做得好，我们表扬，做得不好，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反思后会变好。用开放多元的心态来安排全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观点六
必须要承认差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教育成就显著，但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培养的基础上，存在滞后的现象。
我认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有待改革。国内大学不是教育部单独管理，人事部、财政部、中央编办这些部门都各自捏着大学的命脉之一，比如财政部在管大学的财务，高校财务所有的管理制度要按财政部的规定来，人事部和编办管大学用人的权力，从编制，进人，评职称全部要按人事部、编办这套办法来。教育部门放了一些高校自主权，当然放的也不彻底，但是这些部门没有放，还按50年代那种管理模式在管，2017年我主持的放管服改革会议，主要是让相关部门把一部分权力放给学校，但是还不彻底，还要进一步来改革。要办好大学一定要走这条路，否则永远是行政机关在办学。
这些年，大家都在提“钱学森之问”，纷纷认同人才培养不足，拔尖人才稀缺。国内选拔顶尖人才的渠道仍然较为单一，解决这个问题还在于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只有将金字塔式的考试机制，转变为多渠道输出，才能真正走向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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