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研究改变了军队的训练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超过7千万人丧生。
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却得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惊人结论：杀得不够。或者换句话说：没有足够的美军士兵大开杀戮。
在一个10人组成的小分队中，平均还不到十分之三的士兵在战斗中开过枪。这一比例，并没有将他们的作战经验或者敌方对他们生命造成威胁的程度考虑在内。
这样的结论出自美国军方的一位军事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塞缪尔·马歇尔准将（Samuel Marshall)。他在军事刊物上发表的数篇文章都有此论断。他后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人与火的对抗》
马歇尔在书中写道： 一位步兵指挥官最好应该得到建议并相信，只有当我方兵力超出敌方四倍时，才能造成真正的打击。
他补充写道：“以四对一的预估，对受过良好训练和久经沙场的士兵同样适用。我指的是，有四分之三，即75%的士兵不会开枪或者不会坚持向敌人开火。这些人可能面对危险，但他们不会投入战斗。”
马歇尔后来将75%的比例修改到85%。
为什么美军步兵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时，哪怕在生命受到极大危险的情况下，都不愿开枪射击呢？
马歇尔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绝大部分的人总是让那极少部分的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二是文明已经让美国人“害怕进攻”，妨碍了他们参加战斗。
1940年代，美国军队标靶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圆点
士兵需要受训在战斗中本能地使用武器开火，而不去想甚至不允许想自己情感上的反应。
他的这一典型美国人都“天生不好战”的结论，导致后来设计出来的很多方法，通过训练排除士兵内心的人类情感，让杀戮成为本能行为。
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吉恩爵士（Sir John Keegan）认为：马歇尔写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分析战争，而是为了说服美国军方：你们打仗的方式大错特错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中，美国士兵举起星条旗。
吉恩爵士说：“他的论据很管用，他体验了一个历史学者通常没有的机会，那就是亲眼看到自己的观点不仅被人接受，而且被付诸实践。”
他后来在朝鲜战争中继续他的研究，得出的报告结论是，士兵开枪比率已经增加到55%。
到了越南战争，开枪比例更高了。有一项研究发现，90%的美国士兵会使用武器向人开火。
士兵们以匿名的方式回忆自己和战友们在战斗中的情形，他记下笔记，不过马歇尔的批评者说，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这样的笔记本。
批评者还说，他从来不采访那些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显然更没有可能采访战死了的士兵。
从这些采访中，他构建了自己的理论：美军中的绝大部分，无论是抗击德军还是日军，都太过害怕了以至于一枪未发。
军现在仍然训练士兵拼刺刀培养攻击心态
这当然是希望帮助士兵克服在攻击真人时的恐惧心理。
靶子在不同的射程之外突然冒出来，枪手被指示迅速开枪，以此刺激他们本能的开枪反应。
到了越南战争期间，近距离战斗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拼刺训练却还在继续，目的是为了建立对敌人的攻击心理，倒不一定真的希望士兵在战场上用到拼刺刀的技巧。
但并不是所有的军方人士都认同马歇尔的研究，盛名之下物极必反，他的声誉最后蒙上很大的污点。
除了他的笔记令人质疑之外，有些接受过他访问的士兵后来表示，他从来就没有问过他们是否使用过武器开火。
另外，马歇尔本人也从来没有拿出过任何统计分析来说明他究竟是如何得出那些数字结论。
加拿大作家罗伯特·恩金（Robert Engen）认为：“很有可能那个著名的开枪人数比例，都是基于马歇尔自己对战斗过程的预设编造出来的。”
“在他所有的、大量的历史研究中，马歇尔都受制于学术短视，只看见自己想看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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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些其他的说法，譬如宣称自己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率军打仗，是美国远征军团中最年轻的军官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实之辞。
1919年，他才刚刚升为军官衔，至于他参加在欧洲的行动，则是在二战结束很久之后曾到欧洲护送美国士兵回国。
他的自说自话也让很多老兵们气愤，他们觉得他的论断有损军人的声誉。
有个老兵曾经这样评论马歇尔的理论：“难道那个王八蛋觉得我们不是开枪，而是用大棒把德国兵打死的不成？”
马歇尔的15%到20%士兵开枪的数字，至今仍被很多地方引用，尽管多年以来它的准确性一直被人怀疑。
然而，马歇尔理论所留下的遗产却是无可置疑的。正是因为他的理论，才让全世界的军人都被改造成了更有效率的杀人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