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近代文坛的领军者。对于鲁迅，后人往往只用“先生”二字作为称呼，很少会有人过多地作出评价，因为鲁迅就是鲁迅，鲁迅两个字已经包含有关先生的一切。
我了解的鲁迅先生，拿得起放得下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曾说自己是在1902年远赴东洋留学，他先到东京学习，后来转到仙台医学院学医。
留学期间，他见到清朝留学生在海外，依然过着提笼架鸟醉生梦死的生活，内心失望至极。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曾数次转学搬家，目的是躲避那些不学无术的留学同胞，不屑与他们为伍。然而，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痛没有伴随搬家而散去，那股“弱国子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只好找到十分关心自己的藤野先生诉苦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藤野先生默不作声。
真正让鲁迅变得“拿得起放得下”，是来自一场有关日俄战争的电影。日俄战争中，清朝人遭遇无辜屠杀的画面。鲁迅没有想到，那时的清朝人愚昧到不知道反抗。鲁迅瞬间觉得“学医有何用”，清朝人在精神上的木麻，要远远超越身体的生老病死，这种精神的顽疾只能由文学才能医治。1906年7月，鲁迅主动退学，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这年，他25岁。
我了解的鲁迅先生，敢于突破传统束缚
即使鲁迅先生没有犀利的文笔，他依然能够成为近现代文学的泰山北斗。中国白话文文学创作起于鲁迅，也就是说鲁迅开启白话文创作的先河。胡适先生最早提出白话文写作的构思，并在1916年尝试着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但胡适没有找到白话文写作的思路。
次年6月，钱玄同邀请鲁迅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就这样，中国首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因此诞生。《狂人日记》是鲁迅首次用白话文进行短篇小说创作，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封建社会里，人文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鲁迅作为文学新人，刚一登场就身手不凡，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文学的封神之作呢？
其实，与其说鲁迅在写《狂人日记》，不妨说鲁迅是在写自己。他看到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到清朝时体现在清朝人身上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和冥顽不灵。再加上，他在日本留学的所见所闻，点燃他内心渴望撕去“弱国子民”的标签。他把以前积攒已久的悲愤、感慨、愤怒、焦虑、希望等等各种情感全部宣泄到小说中。
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先生首次尝试着冲破封建牢笼的束缚，他终于做到自己想象中的模样，纵使得到的回应微乎其微，但于自己问心无愧。这年，他36岁。
我了解的鲁迅先生，有情有义有远见
鲁迅一生都在奔走呼号，从未停止过脚步，从未放下过笔杆，从未低头乞求。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鲁迅”。很多人以为鲁迅只会写白话文小说，殊不知鲁迅的古体诗歌写得更好。假如说鲁迅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也必然会以诗歌造诣留名文史。
1931年，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文学烈士遇害。鲁迅听说后，内心极度悲愤不已，他连夜写出一首小诗以此作为纪念。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不仅把目睹战友牺牲的悲怆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更是在借用诗歌的形式向死去的战友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能力救他们，但会接过大家的遗志，用自己最擅长的文学与敌人斗争到底。
或许有些年轻人不了解那个年代，以为不就是文学创作，至于说得那么惊心动魄吗。真实情况确实如此，在那样的年代里，很多文学战士没有老死在妻儿相伴床榻，大多数人或是突然死于行走的路上，或是秘密地死于地牢里。
特别是那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此时的鲁迅已经把生死看淡，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自己作为人群中的“看客”，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又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只能忍住满腔的愤怒，转身走向刀光剑影中，站在敌人布满尖刀的“丛林”里继续斗争。这年，他50岁。
1936年，鲁迅病逝于上海。临终之际留给家人七句嘱托：
一是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不在此例；
二是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是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是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鲁迅先生临终时，似乎没有表现出继续忧国忧民的“格局”，只是对家人做一些简单的交代。因为他这一生为天下人该做的事都做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已经对得起“问心无愧”四个字。
笔者想，若是鲁迅先生仍有遗愿，或许是不求人人是鲁迅，惟愿同胞有骨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