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成为“侠客”文化的阶级基础
按照惯例，还是列举一番春秋战国时期变化的宏观因素。
经济上，井田制瓦解，私人买卖土地逐渐合法，小农经济兴起。政治上，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文化上，天子失学，私学兴起。阶级关系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阶层之间分化加剧。
一是自耕农出现，形成地主和农民的新的矛盾，二是原来的底层贵族——“士”的兴起和变化。
当然，这里主要谈第二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样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最底层，日本的被我们叫做武士，欧洲的被我们叫做骑士，从名称就能看出与战争的关系（但随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状况逐渐偏离本职，意义发生变化）。而中国的“士”，似乎自产生的一刻，就是治理国家，羽扇纶巾的文士形象。
但其实中国也是由军事贵族开始的，士最初就是武士。整体上的由武士变成文士，原因之一是私学兴起，有一定家资的贵族和平民能够有机会学文化，原因之二，归于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崩溃。
军事贵族经过层层分封，子孙不肖则会成为破落户，原有的军事贵族经过几百年的纨绔生涯，早已不合格，但爵位和官位一代代父死子继，一个武士的子孙拿不动刀是有很大概率的，而他仍然是（武）士。
但名义上的武士无法满足时代对于武士的要求，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转换为“文士”，四处求学，又有另一部分新人加入“士”的队伍，成为真正需要的武士。
士，正是绝大部分侠客的出身，是他们的阶级基础。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背面，是“仗气任侠”的侠客文化，互为表里。
混战的现实增长了社会对于“侠客”的需求
古汉语是单音节词，这对我们正确理解今天的主题是有帮助的。我的意思是，侠客文化的内涵是：侠、客文化。
春秋混战而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状况下，社会亟需两种人：一种是军师，运筹帷幄；一种是侠士，谋财害命。贵族们解决这种需求的方式是招徕客卿。
（魏）公子为人，仁而下士 ，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诸侯惧怕的不是贤德，而是魏国本来就是河西强国的前提下，侠士和客卿对魏公子的认可和帮助。一定的国力之下，后者往往决定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来的实力，前者则可以用来出奇制胜。
以四君子之一的魏无忌为例，他折节下交，赢得了候嬴和朱亥的尊重和认可，帮助魏无忌挽救了自己的国家。
以上是宏观层面混战与侠客之间的联系，总的来说，概括了由奴隶主贵族转变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的一部分人，那么，另外一部分跻身“士”的人呢？混战背景下社会对侠客的增多是否有另一种形式的需求呢？
这方面的例子，突出的是战国末年生人的刘邦。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后人对此有蔑称，曰地痞流氓。
但我们仍要抛开情绪看结构才能对此有一个更为整体的宏观把握。
上文说到，井田制瓦解，私田自由买卖。土地上的人有三个下场：有土地的国人要么成为自耕农，要么依附于豪族，成为人家的农奴，本来没有土地的野人，则更是“无恒产者无恒心”了。
从允许合法买卖到战国末年三五百年的时间里，足够经历相当的土地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更多。尽管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托庇于豪族，终于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失去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其中就有相当多的游侠。
那么，为什么说社会需要这种“游侠儿”的增多呢？因为他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可能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仍然是民间自己就足够消化，对占据优势的新旧贵族而言，不但不构成威胁，还可能有种种好处。
首先是，游侠儿没有组织性。齐国曾重金聘请国内侠士组成军队对抗外来敌人，结果是，一触即溃。其次，游侠儿也就是侠士，施以恩义，即有可能出奇制胜，令他们“士为知己者死”。其三，游侠儿失去了自己的恒产，但通过自发的流动将对社会的危害降到了最小。
他们多半成为王候的客卿，密切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其余的啸聚山林，鉴于当时的人口密度和管理强度，只不过与野人为伍，开垦荒地，与正规军互不打扰。最后，如果社会来管理这种无业游民，在各国林立的当时，阻力大、成本大、收效甚微。
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人们对“侠客”的期待溯源于三代时期的文化环境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是中国少有的社会革命阶段，主导的阶级是地主阶级，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要剖析侠客文化的内核，就要联系它的过去和当下。
唐雎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这一段话传递给我们的首先是作者对刺客行为的认同。
四人的共同点是，反抗强权。强解之，也未必没有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新旧对抗的味道。
侠士的美德是什么？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仗义疏财……直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而三代的文化环境是什么？礼乐？是也不是。
好的侠客，身上既会有为国为民的大爱，也会有怜及花草婴儿的小爱，同时，还时刻保留着对官府的质疑和反抗。
表面看，人们对侠客的标准与三代的社会环境，是矛盾的，但其实早有伏笔。
首先，侠客是对权威的反抗，在混乱的礼崩乐坏的时刻，这是在正常不过的。郑国也有“乡校”，古代也有“国人暴动”，现有的一切秩序不是由掌权者确认的，而仅仅由他追认而已。而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与人为善，又是最朴素的道德标杆。
礼乐，仅仅是贵族相互的约束，对国人、野人和奴隶，则并不是这样。应当说，三代的基本盘是国人，而国人是原始公社的遗制，其中包含了贵族的远亲和小贵族、小商人等等复杂的成分。
也就是说，国人虽然受剥削，但身份上更为自由，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早期阶段）。但这种秩序和权利被混战的生活打乱了。
侠士，以争取权利、恢复秩序、修正道德。
小结
应当说，时势造英雄，混战的社会需要“尚武之风”，也鼓励打破禁忌。同时，侠客与君子的对抗，又是布衣卿相惯有的傲气，是新的力量对衰败的旧势力的妥协和不屑。这样，在充分的经济基础上，诞生了侠客文化这样的上层建筑。
当我们把侠客文化理解为两个主体的结合的时候，再来看看“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又会是多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