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上海幸好有张文宏”，而是“张文宏幸好在上海”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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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1年1月31日0—24时，上海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没有热搜加持，没有刷屏式感动，上海，几乎是在“悄无声息”间完成了这波疫情阻击战。
自1月21日上海再度报告3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后，上海这个防疫“优等生”再一次展现了令人赞叹的高效布控、精准响应和人文主义精神。
没有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没有全民核酸检测，没有全区核酸检测，没有封城、封区，仅仅封闭了几个中风险小区，上海真正做到了快速响应和精准处置相结合。
与此同时，面对新一波的零散疫情，国内多个城市接连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一时竟成为一种风潮。
而这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城市甚至连一个新增确诊病例都没出现，也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比如石家庄出现本土新增病例后，张家口涿鹿县率先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当时这个新闻一出来，我还以为涿鹿县也出现新增病例了，结果并无一例，而我用地图查了一下，涿鹿县距离石家庄，超过350公里。
此起彼伏的“战时状态”引得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动不动就喊“战时状态”，容易麻痹民众心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少应对疫情风险的能力与办法，随意用“战时状态”吓唬群众，有懒政之嫌。
前几天，张文宏医生在微博上发文，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共鸣，他引用了陈毅元帅解放上海时用过的一句比喻：瓷器店里抓老鼠。
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
“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成熟的应急反应预案和极其精密细微的机制传导，这背后实则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
上海，显然成功在不打碎瓷器的前提下，“捉到了老鼠”。
（二）
“春节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落实到村里，就一个字：滚！”
相信你一定看过这张刷屏到模糊的图片。这张图片的刷屏先于各地防疫措施的公布。遗憾的是，这张图恰恰“精准预言”了很多地区对待春节返乡务工人员“一刀切”的态度。
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一刀切”式的政策，执行起来简单、直观、有力，对发号施令的人而言，它似乎代表着一种铁腕之下的“高效、迅速”，但这种简单的背后实际上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简单，往往意味着最难的事。
一刀切式的完全停摆或全面阻断，的确能够最有效地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一城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完全停摆。
这背后是一个“度”的决策问题，一个新增病例没有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有点像一个病人刚打了个喷嚏，直接送ICU，24小时监护，流个鼻涕就二话不说直接上ECMO。
这种做法，你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对病人是完全错误，完全无效的，但无论对整个体系还是对病人本身而言，肯定是有点反应过度。
一刀切的背后当然是“懒政”。其实这也是秉持“对上负责”的官员的典型心态，须知，我们的官员更多承受的是来自上面的压力、监督和问责，却几乎不用对自己的下级和基层工作者负责。
于是，压力之下，以民众的不安、焦虑和不便换来自己头顶“乌纱帽”的安稳，哪怕是某种心理意义上的安稳，也是一件“百利无一弊”的决策，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以此来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我们第一时间就进入战时状态了，所有措施都上到最严格，真出了问题，你可不能指责我不作为。”
总而言之，领导只需拍桌子下命令，又不用真的站在冰天雪地里用冻麻木的手吃泡面。
层层加码的“硬核防疫”所留下的机制漏洞和系统性缺陷，最终是要靠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实，靠他们忘我的牺牲和超越常人的坚韧、疲惫与辛苦去一点点弥补。
比如前两天有媒体报道，通化的志愿者抱怨：
居民明明都在家隔离，门口都贴上封条了，可为什么还要封电梯？
一个蔬菜包动辄十余斤，如今的高层小区一栋楼随随便便就是二十几层。一名成年男性，抱着四份蔬菜包（近50斤）爬楼已是体力极限，以一栋20层一梯两户的高层住宅为例，任何有小学数学水平的人，简单计算就能感到一种窒息的疲惫：
仅仅要完成这一栋楼所有居民的蔬菜包配送，一个志愿者加起来就要负重爬100多层楼。
“不畏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固然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正能量，但问题是，这些让志愿者累瘫的“困难”，原本就不应该出现才对。
“居民家里都贴上封条了，可为什么还要封电梯？”
压力一层一层传导下来，最后承担所有这些压力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基层工作者，是那些大雪天里累瘫倒雪地里的志愿者，是被误会而崩溃大哭的社区工作人员。
（三）
其实早在5天前，上海市长就表示：“上海此轮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这篇讲话中，市长也特别提到了张文宏，“张文宏医生讲的，你快速，我快速，我们做到了。”
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中，在诸如此类赞美上海抗疫成果的网络评论中，我们常常看见对张文宏医生的点赞和肯定：
“上海幸好有张文宏！”
我能理解很多人对张文宏医生的欣赏，的确，这样一位有水平、情商又高，又常常站在普通公众角度“说人话”的学术大牛，谁不欣赏呢？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的是，这个肯定的逻辑，有点颠倒。
不是“上海幸好有张文宏”，而是“张文宏幸好在上海”。
我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张文宏这样水平的医生，但我知道，面对那些昏招频出的地方抗疫举措，不需要张文宏，随便一个三甲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其实都可以给出一份更为妥善，更为科学的处置措施。
但凡在决策之前认真征询和学习一下去年武汉封城时的经验、教训和流程机制建设，就不太可能做出封停电梯，让志愿者扛着几十斤的重物徒步送菜的决策。
真正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在做紧急决策之时，有没有征询专业人士意见的习惯，有没有尊重专业人士表达的意见和建议。
人们常常吐槽“外行领导内行”的背后，传递的不就是一种专业主义的哀鸣吗？
希望在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无论是卫生防疫还是科研攻坚，无论是经济政策制定还是应急处置的响应，领导们都能在发表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之前，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赞美和肯定张文宏医生，其本质是在赞美和肯定专业主义本身。
张文宏医生曾在一段采访中调侃自己：“上海最不稀罕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科室主任在上海有千千万万，所以你们根本不用专门挂我的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其他城市未必没有李文宏或王文宏，但在涉及他们专业领域的决策时，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并不在意，乃至并不尊重专业主义的环境，甚至，自始至终他们连发声的渠道都没有。
自去年张文宏医生爆红以来，他一直活跃在舆论的前沿，成了很多上海人心中的“定海神针”，形势判断只认张文宏，防疫建议只听张文宏，甚至导致很多人呼吁不要捧杀张文宏。
怎么说呢，这也就是在上海，要是换一个城市，张文宏医生可能早就“识时务”地闭嘴了。
“你怎么那么爱出风头？”
“成绩是大家共同做出来的，怎么好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我劝你少说几句，你把领导的风头都盖过了”。
所以，这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上海有幸拥有张文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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