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德国，从不缺乏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让德国走出阴霾的阿登纳，一跪震惊世界的勃兰特、任期内实现两德统一的科尔、带领德国走向改革的施罗德，当然，还有新近决定告别的“德国铁娘子”默克尔。
《柏林法则：欧洲与德国之道》一书中写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德国总理是自愿离任的。有些人，例如阿登纳和威利·勃兰特是由于丑闻而被迫下台的。另一些人，例如路德维希·艾哈德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则是由于在联邦议院失去了信任票而下台的。其他人，如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赫尔穆特·科尔和格哈德·施罗德是由于选举失败而下台的。安格拉·默克尔可能是第一个能自己决定何时下台的德国总理。”
不过我并不算是默克尔的忠实拥趸，相反最近几年一直对她有所质疑。这个曾经接近伟大的政治家，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有些进退失据，也让德国的前景出现阴影——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她的“中间路线”曾是前十年的执政法宝，可在后几年里却多少有点绥靖的味道。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默克尔一如既往地扮演了欧盟中流砥柱的角色，但再也无法像当年欧债危机那般力挽狂澜。
2016年，我曾驾车前往德国什未林。从汉堡到什未林，全程90公里，如果不走高速，便可在狭窄但厚实的乡间柏油路上享受田野风光。那些连为一体的田野、树林，以及散落其间的住宅，仿佛浑然天成，生就如此。如今，即使是长居德北的德国人也很难搞清楚，当年将汉堡和什未林分隔的那条国界在哪里。
什未林城堡
几十年前，汉堡属于西德，什未林属于东德。前者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海港和外贸中心，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后者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首府，如今号称“德国最穷州首府”。前西德与前东德的巨大经济差距，二十多年间尽管被极力缩窄，但仍未完全抚平，相隔仅仅九十公里的汉堡和什未林便是对比。
什未林所在的梅—前州曾是默克尔的“根据地”之一，她所在的基民盟也随之沾光。尽管两德统一后，经济上的差距、观念上的差异均日渐缩窄，但默克尔曾经的“东德人”身份仍像一个标签。但这个“标签”并不坏，因为东德人认同它，西德人也并不特别抗拒它——尽管在默克尔执政之初，他们曾嘲笑过她刻板的发型和打扮，还有奇怪的口音。恰恰是“推倒柏林墙”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和民主认同，才造就了今日极具包容性的德国。
但在我当年自驾前往什未林的当口，这个票仓有沦陷之势，曾让人对默克尔的前景出现担忧。那一年的德国地方选战中，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民调支持率甚至已超过基民盟，而且梅－前州并非孤例。
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默克尔又坚持了四年，即使她的支持率一度滑落至五年新低。
支持率之所以下滑，是因为在那一年7月，德国境内发生多起难民引发的恶性事件，以至默克尔的满意度于当年8月猛跌12个百分点，降至47%。
梅－前州这个票仓的一度摇摆，也跟难民有关。正因为前东西德地区的经济有所差异，作为“最穷州”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对难民群体的接受度和承受力相对最弱，也最容易成为右翼政党的突破口。另外，相比前西德地区民众，前东德地区民众的民主浸淫时间相对较短，教育水平和修养也略有不及，尤其是中老年人曾长期处于东德那种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统治下，对许多事都心存戒备，因此对待难民的态度难免不同。
当然，以德国民众的整体高素质，即使在经济相对最弱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抗拒难民也并非主流。但在默克尔执政后期，难民问题确实制造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撕裂。
也是在2016年，《明镜》周刊以“我们做到了吗”为题，对应此前默克尔那句“我们能做到”，审视难民政策。文章最后提出了“难民危机分裂德国社会”这一结论，认为默克尔政府对难民危机处理不当。作为默克尔的执政盟友，时任副总理加布里尔也认为默克尔低估了难民危机的挑战，比如难民涌入使得德国多出三十万学童，德国无力将之纳入教育体系。
就连默克尔也承认自己“长期忽视了难民问题”，尽管仍然坚持接纳难民，但态度上已有让步。
默克尔和难民
作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女人”，默克尔的从政之路一向不乏荆棘，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柏林墙倒塌后，默克尔投身政坛，进入东德最后一届政府。1990年成为基民盟党员，并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联邦议员，不久又被总理科尔纳入内阁。即使基民盟陷入非法献金危机，她仍可以此为契机，临危受命。2005年，她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总理，同时也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前东德地区的总理，随即将当时失业率高企的德国带入黄金时代，并于2009年和201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其间成功应对欧债危机挑战，实施欧元挽救计划，进而成为欧盟真正的领导人。
如果时光倒流，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在默克尔的总理生涯中还会有比欧债危机更大的挑战。如果没有难民危机，默克尔的总理生涯近乎完美。
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希望以接纳难民的方式彰显欧洲价值，此举引发巨大争论。我从不认为接纳难民及其背后的欧洲价值观是错的，但在我看来，欧洲的问题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当下欧洲仅仅拥有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和丰沛的人道主义，但却不具有与之匹配的机制和能力。也正因此，欧洲常常在政治正确的小清新和现实残酷中陷入两难。
难民事件便是这般两难：先是敞开怀抱接纳移民，但却没有正确预估，更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形成对难民从接纳、甄别到认可等各个环节上的有序控制。眼下的疫情问题同样如此。
有人曾说，政治正确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正确本非坏事，甚至是二战后价值观纠偏的基础。但我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欧洲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因为法西斯政权带来的沉痛，因为殖民时代时欠下的良心债，从原先的优越感爆棚滑向了另一个刻意强调政治正确的极端。这种政治正确的集中呈现便是文化相对论，当年的‘欧洲文化最先进’变成了‘文化无优劣之别’，极端者甚至认为部落文化与现代文化无异。”
具体到默克尔，她似乎更强调政治正确。一来德国背负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在积极反思的同时也有着强烈赎罪意识，二战后广泛接纳难民便是体现，二来默克尔本人成长于东德，可谓生于忧患，她比原西德人更懂得专制之恶，更能体会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对难民积极接纳。但想让德国在表达善意的同时更加稳定，政治家们就不能继续在“政治正确”的泥潭里自我陶醉。
几年过去了，欧洲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英国脱欧，美国进入孤立主义时代，欧洲呢？是否依旧跟着德国走？
“不是德国要去当领导者，而是其他人选择跟随，他们选择跟随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国家。德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在公共生活中对体面、正直和自由有着很高的要求，并伴随一套有效的公共行政和服务体系。它是一个拥有非凡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向世界开放。它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经济和政治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方式应对了自己的过去。”
在《柏林法则》一书的第一章，便以上面这段话为开头。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因为德国确实是一个“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方式应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政治和经济形态最为健康的国家之一。
作为英国前驻德大使，保罗·莱弗用《柏林法则》一书阐释了德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在他看来，不了解德国，就不了解欧盟。不了解柏林法则，就不了解默克尔与难民危机。
书名：《柏林法则：欧洲与德国之道》
作者：保罗·莱弗
译者：邵杜罔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88元
英国作家尔·安彻森这样评价这本书：“在对德国处理欧洲事务时的行为进行了冷静、精妙且详尽的叙述之后，这位前英国驻德大使分析了柏林是如何在欧洲崛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没有任何恐慌或幻想，保罗· 莱弗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法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下降，从而让默克尔女士的德国有效地控制了欧盟，而欧盟的架构也清晰地反映出了德国自身结构的痕迹。‘欧盟就是放大了的德国。’”
这本书从经济、政治、历史、外交、联盟和军事等角度进行阐释，比如在经济领域，就提及了不可复制的莱茵模式，还有德国盛产的“百年老店”。
所谓莱茵模式，就是指莱茵流域的西欧国家（德国、瑞士与荷兰等）所奉行的市场经济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更强调公平，因此更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
作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拥趸，我其实对莱茵模式一直有所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经济几乎做到了莱茵模式的极致。尤其是在两德统一后，正是莱茵模式的存在，才迅速缩窄了东西德地区的差距，并进入三十年的良性发展期。
在历史角度，最值得赞赏的当然是德国对纳粹的反思。也正是这种反思的态度，让德国得到了世界的尊重。德国的去纳粹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种种挣扎、妥协和反复。他们最终意识到，仅仅依靠遗忘、说教和惩罚，并不能解决问题。清除纳粹主义的最关键方式，其实是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德国人放弃了极端思维，寻求国际合作与认同。同时通过公民教育与思想重建，以及1949年通过的《德国基本法》，逐步重获新生。
也正因为德国重新融入欧洲，并有着经济转型的渴望，所以才会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推手，进而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力。
可贵的是，欧洲也接纳了欧洲，尤其是法国这样的宿敌。1950年的《欧洲宣言》中，有一句当时引发巨大争议的话——“如果没有与威胁同样相等的创造性努力，我们便无法维护世界和平”，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尽管德国是巨大威胁，但为了欧洲和平，就必须摒弃前嫌，接纳德国。这句话的出现并不容易，对于德国来说如此，对于整个饱受纳粹摧残的欧洲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种融入与接纳，就不会有后来的欧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申根协定和欧元都被视为20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即使对现代政治极为挑剔的人，也很难否定欧洲一体化的正面意义。
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本质是区域集团化，在某种意义上与全球化有所冲突，但仍可算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二者亦相互推进。而且因为先于全球化推行的缘故，欧洲一体化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诸多借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就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并逐步超越经济，深入至政治、法治、文化和科技等领域。它是那般深入人心，几乎如吃饭喝水般让人习以为常。仅举一例，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讲话和报告中，这个词的出现频率极高，即使是乡镇官员也可以将本地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挂上钩。但一个词沦为官方话语的“背景板”，必然意味着它遭遇了很大程度上的曲解或误判。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只有进步和繁荣，当它的负面效应显现时，人们往往会无所适从，它隐含的煽动性更是一种文化侵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便与反全球化现象并行。具体到欧盟，则是许多欧洲人对于超国家机构存在不信任，欧盟如此，所谓全球化亦如此。
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因，是因为二战后欧洲地位的急剧下降，使得各国产生了共同利益，人们希望告别那个分裂的欧洲。但也恰恰是一路高歌猛进、被视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巨大成就的欧洲一体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逆反。
近年来，关于欧盟风雨飘摇甚至必将解体的论调甚嚣尘上。欧盟的制度设计当然有缺陷，这一点在几年前的难民危机中体现极为明显。在其一体化制度设计里，贯彻了共同边界与人员自由流动，却没有统一的难民和移民政策，以至于面对难民时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推诿。如今的新冠疫情之下同样如此，便利的人口流动成为最初疫情爆发并无法遏制的主要因素。
无论是欧洲一体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还是遭遇波折的动荡时代，德国的地位都无比重要。尤其是近十几年，自2012年以来，德国在欧盟政策制定方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一系列席卷欧洲的危机——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带领欧盟走出困境的都是德国。
正如《时代》杂志编辑在2014年所说的那句话：“欧洲政治必须牢记的第一铁律非常简单。欧洲提议，然后让安格拉·默克尔来处置。”
这个论断是事实，但未必永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这几年间，“默克尔不再万能”才是主流论调。而在后默克尔时代，“柏林法则”或许依旧是欧盟乃至欧洲的指路灯，但面对疫情以及被疫情重创的经济，谁来细化和修正“柏林法则”，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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