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8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同意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增设霹雳舞大项，霹雳舞首度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一周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举行会议，批准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增设霹雳舞项目。
霹雳舞，一个既时髦又有年代感的名词——在“60后”与“70后”的记忆里，霹雳舞是一股曾经的风潮，是“擦玻璃”“太空步”和露半截手指的“霹雳手套”；而在“80后”与“90后”眼中，霹雳舞这个词可能略带“土味”，他们更熟悉的是在新世纪之初出现的所谓“街舞”——即便这几年以街舞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在网络大热，绝大部分人依旧无法区分霹雳舞（Breaking）、锁舞（Locking）以及震感舞（Popping）等街舞门类。
霹雳舞迎来了新机遇，霹雳舞者们怎么看？
舞厅里“斗”出来的舞王
1984年，电影《霹雳舞》在美国上映，是当年热门电影之一。3年后，这部电影引进国内后，电影中激烈、张扬又极具技巧的霹雳舞，让19岁的杭州火车站站务员王东伟痴迷不已，他开始尝试自学。
在那个年代，电影几乎是包括王东伟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内霹雳舞爱好者唯一的教材。一部《霹雳舞》，他看了数十遍。当时另有一部港产动作片《霹雳情》上映，影片中段有一段长度不足一分钟的霹雳舞“斗舞”情节。为了学习动作，他从香港亲戚那里弄来一盘录像带，翻来覆去地看这短短几十秒，在家里苦练。
学有所成，自然要找地方展示成果。当时，杭州的大街上，提着卡式录音机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切磋，谁要是能来上一段电影中角色“马达”的“扫帚舞”，就连路人都要停下脚步叫好；舞厅里，霹雳舞取代了迪斯科成为主流。年轻人模仿电影情节，每晚“斗舞”。
王东伟有天赋，加之勤学苦练，在舞厅里大杀四方。过招的对手里，不乏曲艺团的武生和杂技演员，他也丝毫不怵。忆起当年事，王东伟依旧得意：“他们虽然是专业演员，但是跳起霹雳舞来动作都太‘板’，不如我的动作潇洒、舒展。”
在舞厅里跳出了点小名气，王东伟开始渴望更大的舞台。他辞掉了工作，加入了杭州的演出团体，四处巡回“走穴”。每场演出，王东伟的霹雳舞必然压轴。一曲舞毕，满堂喝彩——王东伟“杭州霹雳舞王”的名号不胫而走。
杭州富阳人杨苗和，比王东伟年长一岁，同样是为了学跳舞，把《霹雳舞》看了一遍又一遍，囊中羞涩掏不出票钱，就只好逃票溜进电影院，只为把动作看得再真切些。
富阳比不上繁华的杭州城区，舞厅少，大家聚在一起，找块空地就开始跳：“有年纪大的人路过，看到我们跳霹雳舞，觉得不正经，骂我们‘流氓腔’。我们还是继续跳我们的。”没多久，富阳举办了霹雳舞大赛。“小流氓”杨苗和一举夺魁，还获推加入了县歌舞团，成了一名职业舞者，开始“走穴”。
杨苗和发现，无论走到城市还是农村，霹雳舞都热，只要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跳霹雳舞的人。杨苗和一度乐观地认为，将来可以靠跳舞养活自己了。岂料，霹雳舞的热来得快，去得也快。进入上世纪90年代，霹雳舞突然“退烧”了。
霹雳舞是“断代”的
随着港台流行音乐来袭，霹雳舞的地位被“劲歌热舞”取代。一些演出里虽然依旧会安排霹雳舞节目，台下也依旧喝彩，但是王东伟和杨苗和都感觉，观众的热情不如以前了。
“当时流行文化是港台流行什么，我们这里就流行什么。谭咏麟和‘四大天王’一出来，霹雳舞不吃香了。”1995年，王东伟退出了供职的演艺团体。一方面是因为霹雳舞不再受捧；另一方面，他突然意识到，不能跳一辈子霹雳舞，该为今后的人生做些打算了。
王东伟在杭州武林路开了一家服装店，专卖香港潮流服饰，店名“跳舞男孩”。服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仅拿下了多个品牌的代理，还开出了好多个分店，鼎盛时在杭州有83处门面。
杨苗和没有放弃舞蹈，他开始学习港台“劲舞”，同时也开始尝试编舞和舞蹈授课。此后不久，他带出了自己的演出团队，又转做演出经纪人。然而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歌舞演出市场不断缩水，杨苗和的事业始终没什么起色。
新旧世纪交替之时，“韩流”来袭，“街舞”这个新概念伴随以H.O.T为代表的韩国男子偶像团体，成为新一代年轻人追逐的对象。1997年，上海出现了一家名为“新偶像”的演艺培训机构，机构创始人专门从日本请来了一批专业街舞教练，其中就有专事霹雳舞教学的。和上世纪80年代末王东伟、杨苗和从电影和录像带里接触到的“霹雳舞”不同，当时这家机构教授的是作为现代街舞细分门类之一霹雳舞，在形态上，更接近如今的奥运会和亚运会项目。
“虽然在中文里都叫霹雳舞，但是2000年左右出现的这一拨，才是现在我们认知中的霹雳舞。相比之下，老一辈当年跳的那些，杂糅了太多其他舞蹈元素，并不成体系。”林杰总结：“在我看来，霹雳舞是‘断代’的。”
1981年出生的林杰网名“飞鸟”，是上海接触街舞最早一批人中的一个。新世纪之初，林杰出于个人兴趣，开设了一个街舞主题的个人网站，在网络空间联系了长三角各地的街舞爱好者。对于长三角地区霹雳舞以及街舞的发展历程，他很有发言权。
“新偶像”的办学规模很快扩张，“毕业生”们组成了一个个舞蹈团体，其中一部分专门钻研霹雳舞的年轻人，成了国内真正意义上最早的一批霹雳舞者。
比赛 商演 工作室 培训班
2000年，19岁的常鸣迷上了霹雳舞。在上海，他很快找到了“组织”。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组成松散的团队，相约一起学习动作、钻研技术。练舞的日子很快乐，也很单纯。常鸣说，他当时什么都不想，跳霹雳舞“就是为了帅”。
2002年，15岁的郑杨在徐州上体校。出身运动员世家的他对未来很迷茫，觉得自己很难在竞技体育中有所收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欧美霹雳舞比赛的一张影碟，当时脑海里涌出一个想法：我要学这个。于是，他学着电视里的舞者在家里的地板上做“托马斯旋转”，虽然没有一次成功的，但越挫越勇。
2003年，19岁的蒙长清复员后来到杭州当仓库管理员，工作日夜颠倒，但有大把闲暇时间。在杭州银泰商场前的空地上，蒙长清看到有人在跳霹雳舞。少时在四川老家和同学一起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一起跳“韩流”舞蹈的记忆立刻被唤醒，他二话不说便加入其中。
2005年，经营着“跳舞男孩”服装店的王东伟发现，城里的年轻人又开始跳舞了。虽然动作和自己当年跳的舞有差别，但他们跳舞时脸上的自信让他感到亲切。在舞者的本能与生意人的嗅觉双重驱使下，他找到自己代理的服装品牌做冠名，在杭州办起街舞比赛。
时代变了，时代似乎又没变。标榜自由与个性，彰显力量与热情的霹雳舞，总能轻易俘获年轻人的心。
在上海，常鸣和伙伴们的舞蹈团体日益专业、正规。一系列赛事的举办，也让常鸣和团队有了更多站上舞台的机会，偶尔还能接到一些商业拍摄和演出的邀约。2005年，常鸣随队赴杭州参加了王东伟举办的赛事，王东伟对他印象深刻，两人成了忘年交。
在徐州，霹雳舞的圈子也在逐渐形成。没有场地练舞，郑杨他们就去健身房，每周末练3个小时，每月租金百余元。徐州是交通节点城市，随着跨省交流和赛事的增多，成了长三角北部的一大霹雳舞重镇。不论在南京还是在合肥、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宁波，郑杨都有跳霹雳舞的熟人。2006年，郑杨来上海学习，临时加入了常鸣的舞团，和他成了队友。
在杭州，蒙长清跟着师承上海“新偶像”的师傅苦练多年，终于在下沙开出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下沙大学城里大学生多，自然也不乏霹雳舞爱好者，蒙长清的舞房人气红火。同时，惨淡经营了多年的杨苗和也看到了霹雳舞的机遇，在富阳率先办起专门针对儿童的霹雳舞培训班。此后数年，他带着自己教出来的“娃娃军”去徐州参加了霹雳舞赛事“炸舞阵线”，技惊四座，而郑杨正是“炸舞阵线”的创始人之一。
新老霹雳舞者的圈子彼此交织，互相促进，渐成声势。
霹雳舞迎来“出圈”机会
近十多年，霹雳舞少儿培训机构遍地开花，随着诸多高水平的国际赛事落户长三角以及娱乐行业带来的流量反哺，也让资本注意到了这片蓝海。
1986年出生的杨明和常鸣是老朋友，也是曾经的老对手。在他看来，资本的介入对于霹雳舞而言并不是件坏事：“有人觉得霹雳舞是艺术，是文化，是生活态度，这些说法都没错。但是如果要把霹雳舞当作职业，还是要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自从市面上开始出现专门针对小朋友的霹雳舞班，霹雳舞者的日子就已经好过很多了。你看商场里的那些舞房，疫情发生前，哪一家不是挤满了小朋友和家长？”杨明认为，如若能借资本之手扩大霹雳舞在国内的影响力，少儿培训市场还有望进一步扩大。
郑杨也抱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少儿霹雳舞培训留住了很大一批霹雳舞者：“以前搞舞团、开工作室，更多的是自娱自乐，几乎看不见利益。办培训班上课，是最简单有效的变现方法。”郑杨觉得，至少目前在长三角，霹雳舞的市场一片向好。综艺节目和流量明星的加持，也为霹雳舞提供了的热度。
成为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或许就是一个霹雳舞“出圈”的机会。
1月8日，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在杭州成立。蒙长清当选为浙江最年轻的这个体育协会的第一任会长，同时也可能是浙江省内众多体育协会中唯一打耳钉的男性会长，说起此事，蒙长清笑了，“以后去体育局开会可能是要注意一下了。”
霹雳舞“入奥入亚”，蒙长清并不意外。在2018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霹雳舞已经被列为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商小宇还闯入了决赛圈。蒙长清认为，长久以来，霹雳舞更多地被视作舞蹈艺术，而忽视了其本身的体育竞技属性。“《霹雳舞》这部电影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里面的‘斗舞’桥段，这本身就是一种竞技。也正是在竞技过程中，霹雳舞才逐步发扬光大。”源自街头的霹雳舞走进体育场，有人觉得别扭，蒙长清则认为不冲突：“作为艺术的霹雳舞和作为体育项目的霹雳舞，在我看来是并行不悖的。”
既然是竞技，那就必然要追求成绩。而对于成绩的重视，无疑也将带来资源的倾斜和霹雳舞项目地位的提升，这也为霹雳舞者们带来未曾设想到的机会：各地已经纷纷开始行动组建各等级和年龄段的队伍，一大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岗位如今虚位以待。杨明向记者透露，自己正与长三角某地的体育主管部门接洽，未来大概率将执教该地霹雳舞队。
王东伟则彻底告别了霹雳舞，当年“杭州霹雳舞王”的风光无限，如今不过是和老友之间的谈资。服装生意做了几年后，他转战餐饮行业，坐拥杭州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连锁餐饮企业，从“舞王”变成了“王总”。
“不过明年亚运会在杭州办，霹雳舞的比赛我肯定还是会去现场看的。”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王东伟呷了一口茶，淡淡地说。
栏目主编：孔令君 本文作者：于量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