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林
来源=2021年1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为欧洲一体化运动载体的欧盟刚刚遭到英国脱欧的重击，在这种现实下《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里强烈的欧洲视角，很容易被看做一个泛欧运动的支持者的自说自话；而在坚信欧洲已经衰落、迷失的人们看来，这本书又像是一个缅怀昔日荣光的“欧洲人”在抚今追昔。
在这本书里作者讨论了两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是欧洲通过自身的优势和冒险精神,的确掌握了足以支配和塑造现代世界的霸权。二是这个强大的欧洲即便在今天已经衰落，却留给后世三个宝贵遗产——“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民族自决”。但这两个事实中却存在着一种清晰可见的矛盾：在欧洲掌握着世界霸权的时代，尤其是19世纪这个“欧洲的黄金时代”，无论在整个世界还是欧洲之内，这三件弥足珍贵的遗产其实都难觅其踪。
19世纪欧洲掌握着前所未有的优势。世纪初，英国的贸易大臣曾骄傲地说“所谓世界的工业就是大不列颠的工业。”欧洲在经济上繁荣发达，军事上一枝独秀，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地把整个世界甩在身后，在文化上欧洲也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全世界的人都热衷于欧洲的文化和思想，甚至连意识形态也效法欧洲。19世纪末，美国国务卿发照会提醒英国的内阁“根据《门罗宣言》美国总统有权利也有义务调解英属美洲殖民地纠纷”，美国人天真地觉得自己可以调解英国的殖民地问题，这个严正声明引起了英国内阁成员的哄堂大笑。整个场面如此富于代表性，和当时讽刺漫画里欧洲统治者们手持剪刀沿经纬线分割地球的漫画一起，成为这个时代欧洲霸权的象征。
但19世纪的欧洲却并无政治民主、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可言。不但欧洲最终赖以塑造现代世界面貌的这三大遗产本身不存在，甚至连“欧洲人”这个概念在19世纪也不存在。大部分时间，欧洲人并不会从“欧洲”这个概念出发来审视自己。对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虽然殖民和贸易的热潮已经兴起，但“海外帝国”依然停留在“冒险传奇”和“一夜暴富”的神话里。塞万提斯的小说里，狡猾的农民桑丘·潘沙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勇敢的游侠骑士的侍从，有充分的理由被任命为一个遥远海岛的总督，但这个农民却并不知道属于他的海岛究竟在何方。欧洲确实已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占据了领土。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海外的世界依然很遥远。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在英国这样的殖民帝国的臣民狄更斯看来，“去澳大利亚”等同于“去淘金”，面对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移民海外的朋友，他更关心的是“他一夜暴富后变坏了该怎么办？”
铁路和轮船技术的普及，让保持期短、利润低的商品也可以运过大洋走进千家万户时，欧洲的海外霸权才真正把自己所统治着的辽阔的、物产丰富的广袤帝国带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来自亚洲的茶叶、瓷器，美洲的咖啡、香蕉、糖、可可，非洲的植物油变得越来越廉价，普通的人家也可以消费得起，商品包装盒上描绘着遥远东方、淳朴的衣着宽大的“小黑人”，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他们的世界里还有另外的几个大洲，而且这些大洲还匍匐在他们强大帝国的脚下。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当欧洲殖民帝国逐渐在整个世界站稳脚跟，从海滨的贸易据点沿着铁路渐渐深入到陆地的深处。他们从收购商品、探索未知的冒险家渐渐变成捍卫秩序的统治者，需要更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协助统治一片远在天边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了为殖民地培养的官员、军人、传教士、医生、工程师，还有修筑和维护铁路的工人，他们身处异邦的同时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之处，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他们带回家乡的所见所闻、海外历险和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茶叶桶、巧克力盒子一起，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原来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欧洲人”。
技术决定了欧洲人直到19世纪末才可能真正从“欧洲”这个角度去思考自己的特殊性。而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也决定了“欧洲人”这个概念要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初才在欧洲真正产生。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欧洲绝不是铁板一块。不仅大洋彼岸、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是野蛮愚昧需要管束教化的落后民族,同样生活在欧洲，信奉相同宗教的其他民族也一样是野蛮愚昧的化外之民。
1867年《奥匈协定》签署时，匈牙利的首相安德拉希伯爵跟奥地利宰相说：“从今以后我们管好我们这边的斯拉夫人，你们管好你们那边的斯拉夫人！”这句话里表现出的傲慢其实和英国人认为自己要管好印度人，法国人认为自己要管好非洲人没什么两样。对这位匈牙利伯爵来说，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都是需要作为文明民族的马扎尔人去管束、去教化的对象，整个奥匈帝国的17个不同民族当中，只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才是文明的“欧洲人”，其他的所有民族虽然都生活在欧洲，以今天的标准看都算是白人，但却是生活在欧洲的“野蛮人”，是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必须承担起“天选之民的教化之责”的包袱。
一个这样的欧洲是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决的。迟至1859年，欧洲最核心的亚平宁半岛依然只是亚平宁半岛，因为意大利还不存在。意大利此时的政治版图和1759年没有什么两样，大大小小的君主统治着这片土地。即使经过了1859年战争的暴风骤雨，到意大利王国成立时，首都也只能设在佛罗伦萨，因为法国军队还占领着罗马。同样的，1866年战争爆发前的德意志虽然看起来和1766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依然有几十个享有“完整国家主权”的邦国分别统治着这片土地。
王朝战争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但却没有实现民族自决。当所谓的“欧洲地理大变动”结束时，新诞生的德意志帝国统治着大量的波兰人、丹麦人，还有大批虽然讲德语却坚定认为自己要作法国人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如此之多的少数民族被置于这个新生“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同时却又有几百万德意志人被抛弃在这个帝国之外。奥地利帝国的少数派德意志民族党人不断呼吁“俾斯麦来统治我们！”这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却从此以奥匈帝国的忠实盟友和坚强后盾自居，对奥匈帝国之内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呼声置若罔闻。
当时，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亚于欧洲人和其他大洲、其他肤色、其他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差异。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眼中，人终究是有优劣之分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有一句名言“并不是每个会呼吸的人都是人，只有证明了自己价值的人才是人，才能享有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其实和贵族一样，认为只有少数人才应该享有人的权利，只不过贵族依据出身判断谁是人的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和市场”。
从这个逻辑出发只有一种选举制度是符合“理性”的，那就是“依据财产、依据纳税金额”的有限选举制度。而近代民主所主张的普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反智”的制度，甚至是一种“政治疯狂”。所以迟至1900年，欧洲各国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承认了普选权。大国之中只有法国和德意志帝国承认了普选权，并为限制普选产生的议会设置了一系列复杂繁琐的制度。例如，德意志帝国就一方面竭力架空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另一面占全帝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鲁士王国依照纳税金额区分选举权的“三级选举制”，却被捍卫到了1918年帝国灭亡前的最后一刻。
那些生活在欧洲的“落后民族”、本民族之内的穷人、下等人，到底是不是欧洲人是一个大问题。即使一个等级、享受着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人，也就是自己的妻子到底是不是一个欧洲人，夸张点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也大成问题。
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女性到底应不应该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贵族反而没有自由主义者那么多的纠结。奥匈帝国里奥地利部分的选举法，承认了女地主的选举权——这可能是整个19世纪最早承认女性选举权的例子。因为贵族内部女性的继承权早就司空见惯了。但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既然继承来的财产权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而19世纪的市场经济里又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那女性应不应该具有男性一样的权利就很值得思考了。
生活在欧洲的被统治民族、统治民族中的穷人、所有的女性等面对的这些林林总总的歧视、偏见和不平等，让当时欧洲社会的大部分人都陷入困苦和不满。虽然从社会总体的角度上看，欧洲前所未有的富裕，但贫富差距、阶级分化、民族矛盾、性别歧视却越来越严重地撕裂了欧洲社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英国的左翼报纸在头版用大字体宣称“整个伦敦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处在贫困状态”。这个标题激怒了一个淳朴的伦敦商人，他拿出钱来资助了一个系统调查伦敦人贫困状况的项目，最终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针对伦敦人贫富差距的调查。最终调查委员会依据科学的统计，得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整个伦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陷于贫困”。
这个事实比其他任何例证都能更好地揭示“黄金时代”的欧洲的本来面目。也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欧洲虽然掌握了足以塑造整个世界的权利，却并不具备最终用来塑造世界的那种“欧洲文化”。因为霸权并不能带来政治民主、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是霸权的危机最终带来了这种足以塑造现代世界的“欧洲文化”。
19世纪广泛存在的不公、困苦、绝望和愤怒，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既往几个世纪当中所走的道路是否还行的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那些依照“公平的市场竞争”被剥夺了权利和尊严的人到底是不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的“欧洲人”。
强国之间的竞争也加速了这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当统治者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与自己的敌人竞争时，那些原本在他们看来只是统计数字的人，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的视野。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奥匈妥协”让马扎尔贵族第一次被奥地利贵族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当德意志帝国越来越依赖于自己引以为傲的义务兵组成的陆军时，“武装的民族”的陆军迫使俾斯麦开始认真思考德意志帝国人口总数和出生率都被俄国远远地甩在身后这个现实，于是1881年的“社会保险法”诞生了。当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在19世纪最后几年被自身的阶级矛盾、宗教纷争和民族矛盾折腾的四分五裂，欧洲最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却比以“进步”自居的英国率先承认了普选权，颁布了劳动法。
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尊严，这是19世纪的欧洲不断淤积、不断增长的各种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的根本呼声。这些内忧一方面迫使欧洲的统治者不断妥协，另一方面也迫使它们不断尝试对外转嫁矛盾。最终引发了让欧洲强国同归于尽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摧毁了欧洲引以为傲的霸权，让欧洲从世界的中心渐渐沦落为世界的一份子。
在欧洲霸权的灰烬中，那些原本旨在解决欧洲自身矛盾的理想冉冉升起，终于形成了以政治民主、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欧洲文明”。正是这个文明最终塑造了现代世界，让这些诞生于欧洲自身的矛盾的呼声，最终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准则。世界霸权的欧洲衰落了，但“欧洲文明”却从此诞生并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