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 堂妈 主笔 / 牛牛 编辑 / 木木
堂妈，1974年生于嘉兴，“娃盟”发起人之一，在杭州某中学任教。
2020年的最后一天，朋友喊我出去吃饭。我说不去，这天我要留给“娃盟”。
“娃盟”的家长和孩子，每年都在一起跨年。
2020年，是“娃盟”的第15年。
12月31日晚上，二十多位孩子和家长来我家跨年，客厅挤得满满的。
有几个孩子在国外读大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晚上10点多，还有一位妈妈刚办完事，从城市的另一头赶过来。她说，不想错过“娃盟”的活动。
这次跨年活动的主题是“娃盟十五年”。我们邀请每一位“娃盟”的孩子和家长，讲讲这15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
有孩子说，父母在“娃盟”里的陪伴，才是最好的陪伴。
有妈妈说，“娃盟”弥补了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
有爸爸说，“娃盟”活动中，不仅仅是孩子，父母也在成长……
分享特别热烈，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大家都舍不得离去。
我、周妈、易妈，都是杭州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同班同学。我们还是闺蜜。
1995年夏天，我们大学毕业，都当了数学老师。
1999年，易儿出生。2001年，我儿子堂堂出生。2002年，周周出生。
我们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时间陪孩子。好在当老师有寒暑假，我们就商量利用假期，带孩子们出去玩，也算是补偿。
2006年8月，我们去舟山朱家尖旅游。
我和周妈读大学的时候，就比较爱折腾。这次我们没找旅游公司。策划线路、订船票、找酒店，全部自己来。
我们入住了一家海边的酒店。白天，大家一起到海里冲浪，在沙滩上玩沙子、抓小螃蟹。
夜晚，凉爽的风从海上吹来。大人们坐在阳台上聊天，喝啤酒。
晚上11点，我们才想起孩子们。周妈赶紧从躺椅上起来，进屋查看，发现孩子们齐展展地躺在大床上，已经睡着了。
周妈回到阳台上，兴奋地说：“原来带一群娃，比带一个娃要简单多了！”
妈妈们不在，大孩子主动照顾起了小孩子。妈妈们的“负担”大大减轻了。这样的活动真不错，可以继续。
接下来几年，几个好友家庭就经常聚在一起了：搭伴陪娃，一起玩耍，一起成长。
我们给这个组织正式起名，叫“陪娃成长联盟”，简称“娃盟”。
到了2009年，三个孩子都上小学了。我们觉得娃盟的活动应该更有主题，更有计划，于是策划了“娃盟古都游”。先后去了北京、西安、南京，还有杭州本地的一些历史人文景点。
2月，我们首先去北京。易儿刚学过课文《长城》。她拿着语文书，站在长城上大声朗读，引来许多人围观。
为了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我们决定，每位家长负责一个景点的导游，给孩子们介绍这个景点的人文和历史。
8月，我们去了西安。
大雁塔前，易妈给孩子们讲大雁塔的历史。
易妈本来就是老师，普通话特别标准，讲得引人入胜。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还吸引了一大波游客，围在边上“蹭听”。
家长为了给孩子做榜样，都特别投入。平时出力较少的爸爸们，也开始用心地讲解。
家长们在一起，会彼此“照镜子”，看其他爸爸妈妈做得那么好，开始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进。陪娃成长的同时，爸爸妈妈也在成长。
我们在朋友圈分享娃盟的活动。亲戚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有意思，也加入了进来。
前期娃盟的活动，都是父母在张罗。2010年，我们开始给孩子们一些“任务”，让他们独立去完成。
这年暑假，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生存训练”活动，让小鬼们当家。
接到任务后，孩子们既期待，又紧张。易儿说，我们不是好好活着吗，为什么还要训练生存？
我去上海出差，堂堂说：“妈妈，我们也想去。”
我说，可以，但妈妈要先工作，你们自己来上海找我。
第一个任务：独立去火车站买去上海的车票。
孩子们先来我家。我给他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注意安全，第二不允许打车，只能坐公交。
他们决定先坐29路公交车，在章家桥站下车，再走路去火车站。
四个孩子结伴出发。我不放心，让堂堂外公远远跟着他们，暗中观察。
他们在章家桥车站下车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孩子们躲进公交站旁边的小店，商量了一下，买了两把伞，两个人合撑一把，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票的队伍排得很长。
每个孩子，排了一条队伍。每个孩子，也只买了自己的车票。大家的座位是不在一起的。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买四个人的票。
然然小朋友特别好玩，买了一张站票。
买好车票，四个孩子结伴回到了章家桥公交站。问题来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坐回头车了。
耗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坐车。躲在暗处的外公熬不住了，跑上前去，说：你们到对面去坐呀！
孩子们才恍然大悟。
第二个任务：到上海世博园根据地图找妈妈。
我先行到上海工作。
孩子们买好火车票后，堂爸陪孩子们坐火车去上海。
工作结束后，我提前到世博园里逛。堂爸把孩子们带到世博园门口，他就躲起来了。
我告诉孩子们，我在哪个场馆。
孩子们买了一幅地图，对照着地图找。
没想到，这些孩子还挺厉害的，世博园这么大，不到半小时，就找到我了。
第三个任务：去河坊街卖报纸和杂志。
六个孩子，分成两组，看哪组卖得多。有位家长是报社的，帮忙批发了一些当天的报纸，还有一些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杂志。
孩子们做了广告牌，挂在胸前：“社会活动，请多多支持。”
刚卖出几份，城管就来赶了。孩子们和城管打起了游击。城管走了，孩子们就过来卖；城管来了，孩子们就撒腿跑，城管在后面追。
然然事后说：“全世界最可怕的是城管，第二可怕的还是城管。”
最后，第1组卖了160块钱，第2组卖了60块钱。
第四个任务：用卖报纸杂志赚的钱，解决组员和爸妈的午餐晚餐。
我的孩子在第1组，我们一起去丫丫家。
丫妈说，大米我提供，调料我也提供，剩下的东西你们自己买。
小家伙们去买菜，可抠门了，买的都是黄瓜番茄，没肉，说肉太贵了。
丫爸喜欢吃肉，到了晚餐，熬不住了。
丫爸说：“你们冰箱里拿点香肠出来烧烧吧。”
丫丫说：“不准拿，说好的，只能吃我们买的菜。”
丫爸说：“只给我们吃黄瓜番茄怎么行，肉都没有。”
丫丫说：“你知不知道赚钱很辛苦的，有的吃就不错了！”
我们一句道理没讲，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经历，了解了赚钱的辛苦。还反过来给我们讲道理。
第五个任务：骑车环行钱江三桥、钱江四桥、钱江两岸一圈。
除了“娃盟”的孩子，还有堂堂班里的同学参加，一共20多个孩子。
同学们听堂堂说起这个任务，都非常感兴趣，想参加。
堂堂和我说，这么多人参加，他有点不踏实，想先去熟悉下路线。
于是，堂堂和堂爸一起，骑自行车先去走了一圈，确定好路线，算好大致时间，觉得一切没问题了，才把小朋友们召集过来。
2015年，儿子堂堂读初二，娃盟的孩子也大多上初中了。
我问孩子们：你们都慢慢长大了，娃盟活动就不再搞了吧？
孩子们说：不行！最起码要搞到我们18岁。
好吧，那就搞点不一样的。孩子们都大了，家长们决定退居二线，把更多的空间给孩子，让他们自己来。
2月，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们就把孩子召集起来。
我说：“今年的活动，我们只给三个关键词：自驾、湘西、七天，至于路线怎么走，去哪些景点，住在哪里，都要你们自己设计。”
几天后，家长和孩子们来我家，开旅游招标会。
孩子们轮流上场展示自己精心策划的方案，家长坐下面听。
有个孩子这样安排：在长沙，一天去岳麓书院，一天去橘子洲头。这两个景点，距离很近，听取大家的建议后改在安排在同一天。
还有一个孩子说，过年期间高速免费，可以假期出行，节约一大笔路费。
孩子讲完，每个家庭出一个家长，给方案打分。最后请一位爸爸代表评委，针对每个孩子的方案，提修改意见。
沈爸，是大学老师，计算机系的。典型的理工男，思路清晰，点评也毫不客气。孩子们和家长们听得频频点头。
沈爸说，沈朵朵的PPT做得很好，用了16：9显示比例。从那之后，每个孩子都记住了：做PPT，显示比例要16：9。
我们又给了孩子两天时间，让他们回去修改，优化方案。
综合了各个孩子的设计方案，娃盟的“湘西之旅”行程就出来了。
“娃盟”的萝卜章，郑重地盖在了行程单上。
小时候，是父母们做导游。这时候，“娃盟”的孩子们不仅要设计线路，到了地方，还要承担导游讲解的角色了。
他们准备得很充分，前期查了很多资料，不管哪个景点，孩子都能详细地说出背后的典故。
“湘西之旅” 衡山
这次湘西之旅，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
我们住在酒店。大人们，每个家庭一间。孩子们，男生睡一间，女生睡一间。
半夜一点多，一位爸爸和一位妈妈，去查房。
男生们都睡着了。走到女生房间门口，里面还在叽叽喳喳聊天。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大人敲了敲门，孩子们在里面问，谁啊？
大人说，派出所的。
门直接打开了，女孩子们，一个个穿着睡衣。
第二天上午，我们召开临时会议，由一位爸爸主讲，告诉孩子们，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处理。这是安全教育。
旅行中，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只有暴露出来，我们才有机会引导孩子们去解决。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
2015年，沙巴岛之行
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娃盟”寒假活动是成都游。
我们给孩子布置了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宣传G20峰会，并且集齐50个以上陌生人的签名。
我们做了一面旗子，印着“G20杭州欢迎您”。孩子们必须向陌生人介绍杭州，介绍G20，介绍完，再邀请他们在旗子上签名。
第二个任务：“猴年卖猴”。
这一年是猴年，出发前，孩子们去环北小商品市场，批发了20只毛绒玩具猴。猴子成本价15块一只，销售价是他们自己定的，25块。
他们要把这20只猴子卖出去，赚的钱供整个团（14个人）吃一顿饭。
签名任务，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
上午飞机还没起飞，他们就在机场寻找目标了。第一个签名的是一位大学生，耐心听他们介绍完，就签下了第一个名字。
到了酒店，孩子们在大堂摆起了地摊。宣传G20的旗子在地上铺开，边上摆着几只要卖的猴子。
很快他们就收集了不少签名。但猴子一只没有卖出去。
让陌生人签名，他们是说得出口的。开口“卖猴子”，好难。
下午，我们去“杜甫草堂”，他们把猴子带着。
儿子堂堂壮了壮胆，拿着猴子，凑到一位陌生人身边，声音很轻地问：“猴子要不要？”
对方摆摆手。堂堂一扭头就逃回来了。
连着被拒绝几个，孩子们都没有信心了，一个个愁眉苦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然跟我说，他宁可做10张数学试卷，也不要卖猴子。
有位家长过去帮忙，站在边上喊“卖猴子喽——”立刻被孩子们制止。他们很怕人们异样的眼光。
等我们快逛完了，要离开杜甫草堂了，他们还是一只猴子都没卖出去。
这时候，远处来了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孩子和奶奶，孩子还很小，躺在婴儿车里。
妈妈问：“你们的猴子卖多少钱？”
孩子们说：“25块钱一只。”
妈妈站在那，不说话。
这是第一个主动上门的客户。孩子们很想把这单生意做成，改口说：“要不便宜点，20块钱吧？”
妈妈笑着说：“你们确定一下，到底卖多少钱？”
25块一只。成交。第一笔生意。
孩子们很开心，一群人在那里喊，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神奇的是，第一只猴子卖出去，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卖出去了。
孩子们都很兴奋，太有成就感了。他们终于突破了自己。
“第一只猴子”成交的背后，有一个秘密，我过了好几年才和孩子说。
“娃盟”刚开始组织活动的时候，爸爸通常是被妈妈拖着去的。
爸爸觉得自己是陪妈妈和孩子出来玩的，热情普遍不高。
堂爸，在“娃盟”里有个称号，叫“算盘子”。不是因为他会管财务，而是因为他像“算盘子”一样，拨一下动一下。
2015年，“娃盟”国庆节活动，去其中一户家院子里烧烤。
我们让孩子当组长。6个孩子分成六组，有人负责接待，有人采购，有人负责烧烤，有人负责节目和活动……组员是大人，由孩子们自己挑。除了烧烤和采购组可以选两个组员，其他组都只能选一个。
算下来一共8个岗位，但有12个大人。这意味着有4个会落选。
这是我和周妈的主意。有些爸爸实在太懒了。如果孩子都不选你，那你自己要想想，到底什么问题？
果然，有几个妈妈很能干，每个组都想挑她们。平时不动的爸爸，哪个组都不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选。
女儿说：“我不要选我爸爸，我爸爸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干。”
爸爸听了，说：“咳，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连女儿都嫌弃我了。”
2015年“娃盟辩论赛”，爸爸们参与其中
随着“娃盟”活动的不断开展，爸爸们互相熟悉起来，成了“夫联”（丈夫联盟）。
“娃盟”一搞活动，爸爸们就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妈妈们也聚在一起聊天，成了“妇解”（妇女解放组织）。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都没有经验。孩子们在一起相伴成长的同时，父母也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很多个情人节，都是“夫联”和“妇解”在一起过的，我们也策划了一些大人的活动：说说你的“第一次心动”，“为爱人手作一件礼物”，等等。
甚至，“夫联”和“妇解”还承担起了“老娘舅”的作用，哪一对夫妻出现家庭矛盾，组织出面调解。
有人问我，娃盟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等孩子们独立了，我们就结束了。
2018年“娃盟”跨年活动：致十年后的自己
今年，除了二宝吕朵朵，每个孩子都成年了。堂堂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周周上了英国杜伦大学，易儿考上浙江财经大学，然然上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丫丫上了杭州师范大学……
也许，等孩子们组建起各自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会组建起新的娃盟，“娃盟二代”就诞生了。我们“夫联”和“妇解”就可以组团养老了。
今年元旦，孩子们上台分享“娃盟”
2020年最后一天，“娃盟”跨年活动，主题“娃盟十五年”。孩子、爸爸、妈妈轮流分享这十五年里记忆最深刻的往事，还有各自最深的感动。
“猴年卖猴”是被分享得最多的。儿子堂堂分享说：
“卖猴子以后，我胆子大了很多，不怕和陌生人打交道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妈妈告诉了我当年卖猴子的一个秘密。
“那是在2019年，我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出国前一晚，妈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在成都，第一只猴子是怎么卖出去的吗？
“妈妈说，第一个买猴子的阿姨，是妈妈特意找来的。
“我非常感动。原来妈妈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为了不打击我的自信心，她还把真相隐瞒了这么多年……在娃盟，妈妈给了我最好的陪伴。”
听到孩子们的分享，我也很感动。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孩子们也给我回馈了很多。
在杜甫草堂的那个下午，看到对面走来的一家四口。我快步走过去，对那位妈妈说：“前面有几个孩子在卖猴子，他们在社会实践。他们一直卖不出去，自信心有点受打击，能否拜托您去帮忙买一只。钱我出，猴子送给您的孩子当玩具。”
妈妈听完，说没问题。孩子们的猴子生意就这样开张了。
这位妈妈非常好，后来走回来，把钱还给了我。说孩子的活动，一定要支持的。
这个秘密我一直保持到堂堂即将离开家，去上大学的前夜。
“娃盟”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式的组织。一开始，几个家庭都想得很简单，只是为了能陪娃一起玩。玩着玩着，我们才想着要创造仿社会的环境，放手让孩子们去经历，成长，单飞。
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只是站在身后默默支持，直至目送他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