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份一天中午，王大爷在大街上遇到刘女士，刘女士是王大爷老街坊的妻子，刘女士见到王大爷后，心急火燎地说，我女儿把自己一条价值一万多元的金项链当了，今天如果再不赎回来了，就绝当了，当场提出向王大爷借6000元钱，等赎回项链后马上还钱。其实，王大爷跟刘女士并不十分熟悉，看在老街坊的面子上，就领着刘女士当场去ATM机取了1万块钱给了刘女士。
后来，刘女士分别以不同借口向王大爷借款共计3万元。王大爷让刘女士补写了借款3万元的借条，写好借条后，刘女士与王大爷聊起了天，眼看到中午吃饭时间，刘女士趁王大爷做饭之机，撕毁了写好的借条。王大爷发现借条不见了，于是报警。
警察出警后，发现无任何证据，刘女士也当着警察的面对天发誓，是王大爷讹诈自己，警察一筹莫展时，警察的一个小动作，使得案件有了转机，当警察拿着撕下借条的笔记本时，透过阳光隐约看到被撕掉页的下一页，显示借条两个字，经技术鉴定，还原了刘女士写给王大爷的借条内容。在证据面前，刘女士不得不承认，自己因赌博欠下了大量赌债，骗王大爷钱的事实。
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在既无人证也无监控记录的情况下，借贷双方往往给出截然相反的说法，大多数情况下，警察不会受理这样的案件，告诉当事人按民事纠纷处理，当事人迫于没有证据，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即使起诉到法院，也会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白吃哑巴亏。细想，这样的所谓民事纠纷，背后往往隐藏着刑事犯罪，但是要证明犯罪事实，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来还原案件事实，否则，只能按存疑时有利于嫌疑人的原则，认定没有犯罪事实发生，因此，在没有很好的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按民事纠纷处理。
本案中，就涉及民事纠纷与诈骗罪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警察的细心及丰富的侦查经验，加之发达的刑事侦查技术，警方取得了本案的关键性证据，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的借条内容，证明了王大爷与刘女士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仅有这个证据仍然不足以认定刘女士的诈骗事实，构成犯罪要具备某个犯罪的构成，否则，仍然是一起民事纠纷。
诈骗罪的基本行为方式为：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手段、对被害人实施欺骗、被害人基于被骗而陷入错误认识或维持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行为人取得财、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
本案中，刘女士三番五次向王大爷借钱的行为，客观上来说符合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具有客观不法性。但是要构成诈骗罪，要求刘女士主观上不仅要有诈骗的故意，还要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超过要素。
非法占有目的是大部分财产犯罪的必备要素，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要素。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区分诈骗罪与经济纠纷的关键。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共同构成，即行人为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以财物权利人自居；并按照财物应有的功能加以利用的行为。本案中，刘女士从王大爷手中借走钱，排除了王大爷对钱的占有，同时，刘女士将借来的钱用于赌博，按照钱应有的功能加以利用，具有利用的意思。因此，本案中，刘女士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刘女士客观具有诈骗行为，主观上也具有诈骗故意，同时，也证明了刘女士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可以认定刘女士构成诈骗罪吗？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刑法责任主义原则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于行为时，否则，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本案中，如果刘女士向王大爷借钱时就有非法占有目的，即就没打算还，刘女士构成诈骗罪没有疑问；如果刘女士借钱时有还的意思，因事后原因导致无法还款，产生不还的意思，则不能认定刘女士构成诈骗罪，仍为民事纠纷。
非法占有目的是产生于行为时，还是嗣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靠刘女士是如何说的，如果仅凭口供来证明非法占有目产生的时间点，那刘女士肯定避重就轻，逃避责任。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是有客观证明标准的，就本案而言，刘女士因赌博欠下大量赌债，并偷偷撕毁自己所写欠条的行为，可以证明刘女士借钱时就没有要还的打算。
综上，本案中，刘女士涉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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