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BBC拍的《重返湖北》纪录片，多次拱上热搜，久经舆（si）论(bi)场的广大网友难得达成了共识，那就是BBC把武汉拍的宛如一个十八线农村。
我看有不少网友说，西方媒体一贯喜欢黑中国城市，但很少有具体分析这个问题的，正好我前些天看了相关的资料，关于西方媒体喜欢黑中国这事儿，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中国热”
在中国摄影史上，有一个叫埃及尔的法国人，地位非常之高，早在1844年，他来到中国，用现在看来最原始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方法，将中国的城市，建筑，风土人情等，凝固在照片上，并用文字做了详细记录。
埃及尔这人看待中国还算比较客观的，一方面对中国充满好感，尽量用客观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但一方面也受限于时代，带着比较强的主观性，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当时的埃及尔就意识到，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得过于奇怪，对于这种看法，他还总结出了一个他认为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拥有太多盛名。
西方迷恋了中国长达数百年之久，几乎用尽所有的词汇来赞美中国，然而，当西方人发现中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时，曾经的努力与追求，似乎一瞬间变成了泡沫，这种心理上的难以承受，使得其对中国的厌恶就越发变得深刻。
关于这种说法，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田蒲也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具有心理学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对某一事物的过分迷恋，终将会导致对这一事物的快速厌倦。
在17、18世纪时，有大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来华，这些人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把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传向西方，在西方掀起了一次著名的“中国热”，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都是赞美有加。
2.从仰慕走向排斥
不过，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一次以惨败收场，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还有不少西方国家及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持观望态度，甚至于对中国抱有信心，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彻底摧毁了他们这种想法，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开始进一步下滑。
基本上，从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崇敬与仰慕后，迅速走向了轻蔑与排斥。
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批评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有不少学者将18世纪末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还有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作为西方对中国印象彻底转变的标志。
3.物种起源的出版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859年，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出版，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本书里，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此时的西方人经过比较，将中国人定义为劣等民族，而中国的落后则被视为源于其在先天心智上与西方的差距。
其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前7年，“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
斯宾塞的早期著作中，指出社会进化是直线的、不间断的，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也起着支配作用。
他认为人类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个人和低能个人之分，劣等的、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淘汰。
而这时候的中国，自18世纪末起，与西方在科技、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进化论学说”的发展很快西方洗脑了，将东方视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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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不论是从现实还是科学理论上，都被当时的西方贴上了“落后”、“停滞”的标签，西方越来越倾向于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
4.埃及尔的解释
前面提到的在我国摄影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埃及尔，从中国回国以后，与那些妖魔化中国的西方媒体不同，埃及尔选择为中国科学落后做出解释与辩护。
埃及尔退休以后，发表了一篇《论中国文明及其未来》，这时候埃及尔的想法与1844年刚来中国时，发生了逆转。
他认为，与其说是中国文明落后，不如说是因为这个国家，“许多世纪以来都是以一种同样的步伐前进，这步伐是如此之慢，以至于在我们看起来像是静止不动的”，因此而被迫成为“欧洲文明快速发展的见证人”，中国的落后只不过是西方人借以表明自己阔步“进步”的参照。
此外，西方人界定文明的标准也过于单一，因为他们常常把战争和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当做是科学进步的一种表现，并以此作为判断文明是否进步的唯一或是最重要的标准，而这是极其狭隘的。
埃及尔写到，虽然“中华民族仍然用箭、吹管来进行战斗”，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文明的进步，它只不过是证明我们“所有智者的努力都集中在了军事武力”之上。
而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大的战争在我们当中是频繁发生的公共灾难，但对他们（指中国人）来说却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没必要去研究改进一些毫无作用，也没有存在理由的东西”。
埃及尔认为，西方科学所谓的领先只是相对的、新近的，就如同中国科学的落后一样。如果拿16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中国的科学成就是如此夺目。
“大量物理和化学的知识被收集应用了许多个世纪”，有上百种西方人还不知道的“可用来纺织的植物”，以及“养鱼术、养蚕、棉纺工业和最好的纺织品”，还有那些西方长期向中国学习模仿的“染色术、染料、造纸、陶瓷艺术品、耀眼的珐琅釉”。
而西方所谓的“领先”是“新近的”，只有“大约两百年的时间”，“到两三个世纪以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科技是否仍然会被轻视”。
埃及尔否认了这种从“二元性的角度来进行对照”的思考，并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永远都是错误的。
5.结尾
科林·马科拉斯说，“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形象在正面和负面之间形成有规律的钟摆，尽管没有哪一种形象摆动得更经常和平稳”。
“和前几个世纪一样，19世纪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多对中国的看法，其积极正面形象和消极负面形象的平衡是逐步被打破，并随之倾向于后者的”。
那么面对西方媒体一贯的抹黑，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我觉得张隆溪在《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中，提的观点非常到位。
在树立形象的过程中，中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做一名被封住了嘴的“哑巴被告”，任人宣判、裁决，也不能像只“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而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和言说自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