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仿佛重新感受到了我身上的来自湘乡的血液，但没过多久，妈妈就离开了广州，跟她来时一样突然。
有段时间没有见过母亲了。
上回见她是今年五月份，外公过世，母亲是她们三弟妹中哭得最厉害的一个。
送葬时哭，法师叫我们下跪时她也常哭。不是小声地啜泣，而是嚎啕大哭，边哭边说我外公生前的好；说他生前没有享福，什么也舍不得吃，全都留给子女。
说到引人哭泣之处，连我也要哭下来。可我多数时候不敢这么放开地哭：周围全是人。
屋子外是大太阳，人声嘈杂，还有不熟的过来吃酒的人在打牌，母亲和姨不时给他们递去茶水。舞台上的表演一直没有间断，唱歌的、唱戏的、舞灯的，让人总有些事情干，可以看表演而不肃穆地哀悼。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这样的姿态。有些陌生，也令我有些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和她一起哭，还是该安慰她。母亲和其他人说的与和我讲的没什么不同，我做的回应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不敢去安慰，我也不懂得安慰。一场葬礼中的人，兴许也是各司其职。
我对外公的情感相对母亲、舅舅、姨要淡一些，而在这生死的“平常”中，我在事前事后都没有一个亲密的位置，显得疏离。
我曾经以为我会更密切地参与在其中的，但发现没有一个熟悉的参与的位置，一想要参与进去，会发现母亲并未将事情“托付”于我。
从湘乡到“小湘乡”
如同这一次，我没有想到，上一次来广州时隔二十多年、上一次离开湖南近十年的母亲，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前来广州。
她甚至是第一次坐地铁，极不熟悉，花好大力气才弄明白出站时，要把票投进去，那时也并未问我。
来到广州三四日，她才和我联系，接到她的电话后，我问她的住址位置、打工的具体工作、身上有无足够的钱，知道了她和一起来的同乡住在一起，住的地方有公司补贴，每人每月出一两百块钱。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担心她孤身一人前来是否受骗。母亲在电话那头异乎寻常的平静，我平复了下心情，决定过几日到了周末再去。
到那日，母亲笃定地说过来接我，却让我在天桥下等了一二十分钟，也没弄明白我在哪里。微信共享位置她不太懂用，手机上下了一个地图软件却从没打开过，打了好几通电话后，我已经有点不耐烦，跟她说让她在路口等我，我看着定位过去。
下公交后经过的酒店
路过天桥
见到母亲，我发觉她有打扮过，描了眉毛，人显得很精神，穿了棕色的半身及膝裙，配黑色的短披肩，熟练地带我往里走。
这个地方是黄埔崇德里，离黄村地铁站近两公里，房间狭小。
我们绕过重重巷子，走进密密的握手楼，几乎无法透进阳光，这就是我们县城的人蜗居在广州的小巷子。她说，这里叫做小湘乡。我是绝不可能来这里住的，厨房和卧室紧挨着，炒菜时坐在卧室会被油烟呛到。虽然紧挨中心地带，房租却便宜得让我难以相信，妈妈住的单间200元一月。
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和另一人同住在这个单间，没有住在什么“宿舍”了。她在家时都敞开着门，也许真对这片小巷子非常放心吧。
对门一户是个年轻人，房间看着挺整洁清爽，一回家了就把门关上。右侧还有另外一户，再对面远些就是门禁铁门，不时有人进来，或从左侧的楼梯下楼。
我给她买了块厨房的隔帘，买了个柜子。在母亲这里吃了一顿饭：已有半年多没有吃到母亲炒的菜，这回吃到后，我开始在日常做菜时刻意仿照湘菜来做。
图片是吃完时拍的，母亲做的丝瓜汤、炒鸡肉，鸡肉切的很碎
狭小的房间除了吃饭待不了太久，我们往村子外走，而母亲丝毫也没有一点作为异乡人、外地人的局促。我和她用家乡话聊天，经过一个水果铺买了一片西瓜，她仍旧用家乡话问老板价格，意识到老板听不懂后，也没有半点不好意思，付钱的时候说要给现金。而妈妈的手机屏保竟是自己的收款码，她进展会卖盒饭的时候方便收款用的。
这里离琶洲会展中心很近，妈妈来广州到达这个城中村后，没有再坐过地铁，每天仅是坐公交，经过固定的线路去会展中心。一边是会展中心，一边是城中村，两边差异巨大，隔空相望，一边的人去另一边谋生，又回到原来这边吃住生活。
她送我到黄村路口公交站，问我共享单车怎么用。同行的人问她“你现在去远的地方，会回来不？”，她自信地说“这有什么，找不到的话问路就行了”。
黄村路口是BRT站，进站统一刷卡，她送我到入口时问：“可不可以不刷卡进来？”
我说要刷的，她便和我在入口道别。谁知过了几分钟她还是进来了，“我反正不坐车，刚没有刷卡。”
她和我在站台坐着，我仔细教了她地图软件如何使用，她好像是学会了，等我上车后才离开。我此刻想起了彼时去大学念书，她到站台送我的时刻。
在“小湘乡”，我感受到湘乡的血液
隔了一周，第二回过去，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四个人局促地坐着，另一个人坐在床上——第一次过去时，我是不愿意坐床上的，但四个人太挤，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
这时候，妈妈就已对那片巷子很熟悉，好像已经住了很久。见面时她和我说话的语气，一点抱怨的意思也没有。
我和她在城中村内的小广场闲坐，我和朋友面对面坐在健身器材上，她站着，靠着一个小池子的栏杆。
旁边有三个小孩拿着带钩的饵线甩进池塘钓鱼，不一会儿就钓上一条小孩手掌般长的鱼，钓上来了又放回去。小孩甩的一点也不注意，妈妈提醒他们“你们要注意点啊，等下钩到人身上了。”
接着妈妈又和其中一个小男孩搭话，用湘乡话问他“你是不是XX家的小孩”，那小孩也爽朗得很，和朋友边说着普通话，边切换回湘乡话和我妈妈说“我是喜妹几的小孩。”。
我觉得小孩钓鱼放回去有意思，妈妈说“他们觉得好玩。”看到我举着手机拍照，妈妈问我“你拍照做什么呢。”和妈妈在那片走着，我仿佛重新感受到了我身上的来自湘乡的血液，这血液在初次发现那片巷子时惊喜地跳动，紧接着又感受到县城来广州的人在广州的蜗居形态，我便为我妈妈一点也不觉得苦而感觉诧异。
但我细想，并不是所有的湘乡人都是如此，也并不是我所有的亲戚都是这样，蜗居在那片地方的也不仅仅只是湘乡人，而是终究和年轻一代隔着一条沟壑的朴素的上一辈。
我这时又再次发觉我和母亲看待事物、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方式有太多的不同。我们是如何不同地理解生活的意义、看待生活的苦难。
我并未完全理解我的母亲，与她之间似乎也总有一道模糊的痕，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年龄不同，还是因为我们在关系上不够亲近。
我也希望这道痕早日散去，只是每每要更接近的时候，还是要鼓足勇气，要以更新的心态才能去面对。我仿佛要去了解一个新的母亲，家庭、地理因素，种种将她推到了我的面前。而如今，我要以新的互动、新的感知，注入这新的血液。
这新的血液，到底也没有真的注入。大概待了一个月，妈妈就离开了。等我第三次过去的时候，也不好意思问妈妈详细的返乡路线，总觉得问她是件突兀的事情。
在白天路过三个月前晚上途经的酒店
这回我在黄村崇德里的巷子间穿梭了好几个来回，都没找到她原来住的地方。穿过昏暗的店铺，灯光颜色暧昧的“洗浴美甲店”、时明时暗的巷子，来回转来转去，让我的压抑感越来越重。
左拐右拐，重复地经过几条相同的巷子后，终于在一个拐弯后，看到了那个到过的门牌号。
外门紧闭，铁房门也关着，我突然怀念起母亲住在这里，敞着门做饭的那个时刻。对门是个小牌馆，我凑在纱窗背后听了好几分钟，仔细地从麻将声中分辨出乡音。
我绕过随处贴着的“招募兼职，微信工作”、“不要乱倒垃圾”、“不要将共享单车停在巷口”的指示牌以及各类招聘广告，穿过小池塘、小公园，再到有树荫、宽阔马路、垃圾桶的市区地带，回到人流涌动的地铁站，最后独自返回我自己在这广州的，另一住处。
张贴在小公园内的外卖员招募广告
经过的黄村小学，挂满了各式牌子。
妈妈曾经发给我的定位，显示的就是“黄村小学”，但具体位置离小学一公里多，也无法根据地图软件的导航找到。
我们在巷子里走着时，有外卖、快递员开着小小的车从我们身边穿过，我们想象初次送外卖到巷子深处的外卖员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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