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傅高义教授与世长辞，在采访完教授夫人和儿子后，中国日报驻纽约记者赵旭找到兔主席，完成了一次电话采访并写就本文。这篇7500字长文，记述了亲朋好友对傅高义教授生前工作与生活的点滴回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非常忙碌”。 英文原文发布于"China Daily Global Edition"（中国日报国际版），文章链接：《A son of the West whose passion pointed East》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1/16/WS6001f8ada31024ad0baa2fa4.html 本文获“CHINA DAILY”授权翻译和发布。
作者：赵旭 ；译者：河洛
文章来源：China Daily Global Edition（中国日报国际版）
原文发布日期：2021-01-16
▲ 2016年10月，傅高义Ezra Vogel (中)、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左)和马若德Rod MacFarquhark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六十周年研讨会上。所有照片供《中国日报》使用。
同事、亲友回忆著名作家、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勇敢无畏的一生，他在90岁去世前一直活跃于学术研究领域。赵旭纽约报道。
大卫·沃格尔（David Vogel）是马萨诸塞州北安多弗市莫瑞麦克学院（Merrimack College）的心理学兼职讲师，傅高义之子，他总是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他们父子两人在香港时，父亲热切地眺望中国内地的样子。
那时，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除了台湾，香港是想要研究中国社会的西方学者唯一可以涉足的地方。
大卫·沃格尔回忆说，“十年后，当我父亲能够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就好像他在通了多年电话之后，终于能够去会见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人。”
▲ 傅高义1979年在香港
这段感情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将近半个世纪之久。12月20日，大卫·沃格尔的父亲、国际知名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结肠癌手术后，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奥本山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宣布了这一消息，傅高义曾在1973年至1975年以及1995年至1999年间两度担任该中心主任。这个消息也登上了中国和日本的新闻头条，因他精通汉语，曾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他也精通日语，曾向世界讲述日本故事。
然而，对于许多与傅高义有过交集的人来说，他的离世本身似乎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的结局：时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但随着卒章的展开，情节越轻快、越精彩，结局也就显得越突兀、越生硬。
哈佛大学毕业生任意，他曾参与傅高义长达十年之久的权威著作《邓小平时代》的撰写过程，说：“他很可能后无来者，一位美国学者，却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问题。”
《邓小平时代》出版于2011年，时年傅高义81岁，这本书是傅高义致力于讲述现代中国恢弘故事的结晶：一次巨大的变革，一位伟大的总设计师，一场使3亿同胞脱贫的创举。
傅高义的小儿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政治学家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在悼念已故父亲时写道：“正是如此：完全无视学科界限，对宏大理论缺乏关注，不尊重方法论正统。唯一的主线是：努力工作，与人交谈，仔细倾听，把故事讲对。”
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白丽娟（Jan Berris）对她所说的“傅高义的精力、毅力和坚韧”深有体会。一年前，两人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访问，这是傅高义自1973年首次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以来，多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次。
白丽娟说：“当我们讨论应该同谁会面时，傅高义想出了他30多年前采访过的人的名字。”她指的是1987年，应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在该市逗留了8个月。（广州是广东的省会城市。）
1987年的那次访问，其目的是研究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广东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成果是傅高义1989年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和他结婚41年的妻子艾秀慈（Charlotte Ikels）是一位人类学教授，也在那里进行自己的研究。
艾秀慈说，“他说普通话，我说广东话，这是当地的方言。他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政策执行，而我则关注经济发展对老年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所以他用普通话与政府官员和工厂经理面谈，而我则用广东话与老年人面谈，有时还会与年轻的家庭成员面谈。”
“一天结束时，我们会互相比较笔记，讨论我们实际看到的东西。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并非局限于宏观层面而无暇他顾。”
这对夫妇第一次一起去中国是在1979年底，当时他们正在度蜜月，一起去的还有一群哈佛校友以及傅高义前次婚姻留下的两个儿子，23岁的大卫和18岁的史蒂文。
时至今日，大卫·沃格尔仍然记得他们小组的一些成员在餐馆的桌子上留下小费，然后“服务员拿着他们留下的钱来追他们”。
年轻的大卫·沃格尔受邀去观赏京剧表演，那是在一个军用帐篷里举行的演出。大卫·沃格尔说，“当时是冬天，大家都很冷。有人搬了些折叠椅来，好让长辈们舒舒服服地坐着观看演出。”2004年，他重访中国，在那里观看了另一场演出，这次是在一家大歌剧院，再也无法找回当时质朴的感觉。
大卫·沃格尔说：“其实早在1979年，就可以明显地察觉到变革的发轫和滥觞，对于这种变革，我父亲一向是如此钦佩。”
这让人想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傅高义在日本时的激动心情，经过了那些年的研究，他于1979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这本书确立了傅高义作为美日关系敏锐观察家和权威专家的地位。
这本书以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为背景，试图揭开日本惊人崛起背后的秘密。日本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也令许多美国人如芒刺背。
▲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于1979年。
任意，网名兔主席，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博主、时事评论员，他说：“傅高义教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出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给予深思熟虑的关注——不仅有效地传达了日本经验的启示，而且通过帮助两国真正互相了解，成功地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
“两国人民都感谢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傅高义是犹太移民乔和伊迪丝·沃格尔（Joe and Edith Vogel）的儿子，他在俄亥俄州的特拉华小镇长大，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男装和男童服装店。傅高义的女儿伊芙·沃格尔（Eve Vogel）认为，早期的跨文化经历——沃格尔一家是这个以卫理公会教徒为主的小镇上的五个犹太家庭之一——使她父亲对外国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兴趣。
乔·沃格尔是一个热情、勤奋、慷慨的人，他匿名捐助童子军和孤儿，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
▲ 三代人——大卫，傅高义和乔·沃格尔，摄于1958年。
在《日本时报》刊登的一篇悼词中，史蒂文·沃格尔形容他已故的父亲拥有“无限的欢乐和孩子气的热情”。史蒂文十几岁时就在日本的寄宿学校上学，后来成为日本研究专家。他说，“他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能力，能够看到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优点，同时也认识到，尽管如此，我们中间许多人的能力仍然不足以使其实现自己的理想。
另一种塑造力量是傅高义所处的时代。
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地理学教授伊芙·沃格尔说：“父亲在大萧条时期长大，亲眼见证了联邦政府以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形式，在经济建设和帮助民众方面所能做的一切。后来，他认为他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传播正面经验，促进经济建设，这就是他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以及《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所做的。”
傅高义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毕业后，出于对心理学的浓厚兴趣，他在一家军事医院的精神科工作了两年，这段经历或许有助于培养他建立信任的能力。
但直到傅高义进入哈佛大学，遇到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佛萝伦丝·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他的视野才真正得到拓展。
“如果你想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你真的必须走出国门去接触不同的文化。”据信克拉克洪曾对她的学生这样说过。
1958年至1960年间，傅高义花了两年时间在日本进行语言学习和田野调查，用1956年出生的大卫·沃格尔（David Vogel）的话来说就是，在日本，“他真的不能在大城市里生活，同时还要保证良好的医疗保健和卫生条件来抚养孩子”。
在日本，傅高义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心理治疗师苏珊·霍尔·沃格尔一起工作。（苏珊·沃格尔是大卫、史蒂文和伊芙的母亲。这对夫妇于1978年离婚，她于2012年去世，享年81岁。）
“他们本打算做人种学和心理学研究。但通过与人交谈以及倾听身边的一切，我父亲很快意识到，当时日本最令人兴奋的是它的经济和文化转型。”大卫·沃格尔说。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傅高义“灵活而机敏”，他改变了研究方向，并于1963年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对日本社会和经济的考察。
大约在同一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这位受人尊敬的中国研究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正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他的建议下，傅高义接替了他在该中心的主任职务。费正清还建议傅高义研究中国——包括语言和国家——如果他想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并在哈佛站稳脚跟的话。
傅高义听从了他的劝告，带着大卫去了香港，安排大卫去了那里的预备学校。回顾过去，大卫认为，父亲70年代末和80年代研究重心的变化（从日本到中国）反映出他对“充满活力、推动转变的能量”有着终生迷恋，而这种力量预示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转型。
“当日本开始停滞不前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大卫说，“他试图像对日本那样宣布中国的到来。”
事实上，公平地说，傅高义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学术上把自己分为中日两国，轮流为中日两国写书。他最后一本书：《中国与日本：傅高义的历史思索》出版于2019年，着眼于两国痛苦的历史和紧张的关系，并努力试图将两国关系带入未来。
21世纪初，任意第一次来到傅高义位于剑桥的三层住宅。“傅高义教授一直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有所期许，他对这两个国家有着最紧密的情感联系，”任意说，“他的书房就在地下室里。里面灯光昏暗，堆满了书。书桌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桌面差不多全部被书占据，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笔记本电脑。”
2000年，傅高义开始着手写作《邓小平时代》，正是这本书使更广泛的中国公众认识了他。
为了提高他的汉语口语水平，傅高义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了一年。这位教授后来不无自豪地说，为了写作这本书，除非是和一些讲英语的人谈话，其余的采访都是他用中文进行的，除了他和受访者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如果你用一种他能听懂的语言和一个人交谈，那只会触动他的头脑。而如果你用他的母语与他交谈，那会触动他的心。”纳尔逊·曼德拉曾经如是说。傅高义是这句话的坚定拥护者。用任意的话来说，傅高义能够“理解话的字面意思和言外之意之间的差别”。
任意，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孙子，在为傅高义安排一些关键采访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受访者都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子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任仲夷执政期间，广东省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姐妹省，傅高义称任仲夷为“杰出的改革家”，并为《邓小平时代》的写作对他进行了采访。
傅高义把《邓小平时代》献给了他的妻子艾秀慈和那些曾经帮助他了解中国的他的中国朋友们。“由于姐妹省的关系，省政府层面的官员从广东来到波士顿地区。傅高义会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艾秀慈说，“另一方面，多年来，傅高义也指导和帮助了许多来到哈佛大学的中国人。”
一些人应邀参加了这对夫妇在他们家举办的晚宴。费正清研究中心现任主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把他们的家称之为“第二费正清研究中心”。
“他们会点中餐外卖，我们就在厨房里自助用餐，”宋怡明在傅高义去世后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中——来自亚洲各地的资深学者、重要的政府领导人、傅高义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在某个地方遇到的人……显然，与他人相互交流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也使他充满力量。”
▲ 宋怡明（左）, 傅高义和费正清的妻妹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
多年来，傅高义一直担任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的顾问，该项目旨在“培养下一代中国研究专家”。
“傅高义从不炫耀，”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组织者白丽娟说，“他谈论的是民众，而不是他自己。每次他和我们一起去中国，傅高义都会至少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沟通交流，并在谈话的前几分钟内就开始做笔记。”
艾秀慈在70年代在香港做研究时第一次见到傅高义。她说，“学生在哈佛学习的第二年，选择专门从事东亚研究的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他看他们的资料，这样当他们单独走进他的办公室，与他一对一地讨论他们的兴趣和家庭时，他就了解他们所有人。这让他们感觉很重要。”
艾秀慈说，“我是研究生，他是教授。有一个美国赞助的地方叫做大学服务中心。一天，有人在中心的布告栏上贴了一个启事，说他很乐意和任何一个学生讨论他或她的研究项目。我报了名。整个过程中，他是唯一一位相对年长的人，并且真正与学生相互讨论的人。
2000年代，傅高义着手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时，这对夫妇断断续续地留在北京（傅高义还访问了中国所有邓小平长期居住的地方，包括他的出生地。那是在2016年，他们组织了一次全家旅行到达那里）。在空闲时间里，他们沿着中国古都古老的小巷骑车，体验地道的北京生活。
▲ 傅高义（第二排，右五）和他的大家庭，包括他的妻子（右四）、儿女和孙辈，2016年摄于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
“他在手术前五天还骑了4.5英里的自行车。”艾秀慈说。在过去的20年里，她每周和丈夫骑三次自行车。
回首往事，伊芙·沃格尔相信，她出身卑微的父亲，曾在哈佛为了证明自己，“并在三年后基本上成为一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竭尽全力”。她说，“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这本书出版后，他才不再感到不安。”
在12月14日接受手术之前，傅高义给他的儿子大卫打了个电话。“他打电话来只是想谈谈我的生活。他还在为我童年时过于忙碌，对我疏于陪伴而道歉。对此他比我还难受。我父亲作为一个人，一生都在不断地成长和变化，不断地去进行更多地感知。”大卫说。
▲ 大卫·沃格尔，傅高义的长子。
华盛顿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ion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Swaine）表示，美国和中国都在为傅高义的逝世而哀悼，认为失去了“为美国思考中国注入更多理智和平衡的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去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琳达（Yorba Linda）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一篇具有煽动性和有争议的演讲，宣布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在那次演讲的前一天，傅高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我们的中国朋友推向反美民族主义”的文章。与任意在自己博客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相呼应，傅高义认为，抛开别的不说，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及其美中脱钩政策——例如中止与中国内地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所有富布赖特交流项目——正在疏远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外的知识精英。
他写道：“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曾努力响应美国的要求，并为自己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感到自豪——通常是顶着国内反对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的英勇努力和成功被美国要员视为毫无价值，而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共产党员。”
《华盛顿邮报》7月初发表了一封由他、史文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签署的公开信，随后发表了傅高义的这篇文章。
信中说：“美国的反对无法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以及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提升。此外，美国也无法在不损害自身的情况下大幅减缓中国的崛起。”
作为一个曾经试图用一本书来缓和美国对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日本的敌意的人，而随着中国在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与日俱增，宋怡明说，傅高义晚年“显然对此深感不安”。
任意与傅高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傅高义去世。他说，“傅高义教授对中国和日本的了解使他既能超越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又能看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背后彼此文化的亲缘关系和相似性。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与几十年前日本崛起没有本质区别，这一观点在美国并不为许多人所认同。”
▲ 傅高义和任意。他曾参与傅高义长达十年之久的《邓小平时代》的撰写过程。
“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知识分子，他经历了冷战，这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标签的暂时性和偶然性，这种做法曾经主导了那个时代。”
傅高义一直在鼓励对当前双边关系感到沮丧的美国学者们，其中也包括宋怡明，他提醒他们，他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几十年都不能去中国内地”。
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着眼长远……忽略眼前的政治风向，专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
任晓（与任意无亲属关系）是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傅高义采用多学科方法，坚持实地研究，体现了一种美国年轻一代学者应该重视但已不再重视的传统。
任晓曾在中国和美国见过傅高义好几次。他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当前趋势是，研究人员越来越专注于自己选择的狭隘学科领域。因此，除非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几乎相同，否则不能合理预期一位学者理解，更不用说讨论另一位学者的论文了。
“而且，文章本身充斥着深奥的学术术语、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和宏大的模型，希望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社会，这也于事无补。这种在没有第一手知识的情况下做出预测或得出结论的倾向，产生了扭曲的、高度误导性的画面。
“傅高义则认识到文化的微妙性，因此也认识到实地研究的重要性。出于同理心，他欣然接受自己的研究课题，而不是保持一臂之遥，并且他总是在寻找那些无法用数字来概括的东西。
▲ 复旦大学教授任晓
在《邓小平时代》的前言中，傅高义以典型的谦逊态度谈到了他作为一位西方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所享有的特权，即能够进行采访并撰写这本书。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访问美国时，傅高义在哈佛大学接待了他，并为这本书采访了他。
“傅高义把邓看作是允许中国改变的人，”艾秀慈说，她自称是丈夫的“决策顾问”，她丈夫在写书时经常和她讨论问题。她还说，“他从不提出自己的批评，而是试图了解对方是如何看待某一特定情况的，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目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 傅高义在中国，摄于2007年。背景墙上写着：“造福万代——邓小平”。
几年前，傅高义做了一次膝盖手术。作为一个工作狂，他在康复护理机构里设立了一间小办公室。去年1月，就在他最后一次访华之后，他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但是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让他慢下来。
在傅高义去世的四天前，艾秀慈和丈夫通了电话。傅高义仍在考虑与一位中国部长进行一次Zoom会议，但由于他的病情，他最终决定放弃这个想法。这对夫妇在翌日星期四清晨又谈了起来。“我不知道他那天下午会去重症监护室，由于他的器官开始衰竭，他在那里被注射了大量镇静剂，没有再醒来。我们也没有机会告别。”艾秀慈说。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非常忙碌，”艾秀慈继续说，她指的是傅高义和他在夏威夷的汉语老师在他去世前一天计划的在线课程，“他总是让自己为讲述另一个故事做好准备。”
她还回忆起那些共同的夜晚，当时她和傅高义都在沉浸各自的研究中全神贯注。
“我们会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每人吃一块巧克力。他是负责挑选巧克力的人……现在巧克力让我疲于应对。”
在他30多岁的时候，作为一位正在崛起的学者，傅高义是1968年为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撰写中国政策备忘录的10位学者之一。这份备忘录呼吁华盛顿探索与北京领导人进行“秘密的、甚至是可否认的对话”，后来亨利·基辛格把备忘录交给了尼克松。
傅高义在给宋怡明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谈到了他正在为拜登政府起草的一份文件，就如何改善美中关系提出建议。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傅高义写道，“但我会尽力的。”
▲ 傅高义（左）, 狂热的自行车手, 和他的儿子史蒂文以及女儿伊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