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
但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壮观、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郑和统率技术上最先进的“宝船”舰 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尔木兹海峡。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国的舰队拥有似乎难以超越的技术优势，无论舰船尺寸、技术水平还是舰船数量，均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见绌。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确切目的依然存在争论。郑和是探险时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宫，历史上很难找到有类似经历的人。
对周边的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等国，中国当然有所闻。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国乃世界中心，是为“中国”，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中国人认为，吸收了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的其他小国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文明社会”。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 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林肯，告知中国致力于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发此函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与西方列强的两场战争—西方列强正忙于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位中国 皇帝似乎认为，这些灾难与其他蛮夷的入侵没有二致，最终也会败给中国人的坚韧不拔和优越的文化。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湖泊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和。
本世纪以来，国内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充斥着诸如：失去的20年、平成废柴、日本在新经济领域已落后于中国……之类的声音。总之，不仅不再高看日本，甚至有几分轻视。但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间，日本企业界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一轮产业飞跃，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NEC、松下、索尼、佳能、富士等等，这些昔日如雷贯耳的日本产业巨头相继关闭电脑、手机、电视生产线的新闻，却鲜有人注意到，他们是主动关闭这些夕阳产业，并开始默默培育新的未来增长极。
第一，日本的制造业如何转型；第二，日本的制造业如何创新；第三，日本的中小企业如何发展。我想起1992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去参观了日本的麒麟啤酒厂。进去一看，就像今天这一会场大的生产车间，只有两名员工。日本的工业自动化和精益化管理，在26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日本比中国早走了至少20年。谭建荣院士在演讲中也讲到一点：丰田汽车的精细化管理不是自己总结的，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总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道理很简单，日本人总是低头做事情，从来没想到过要去总结经验、去邀功。这就是“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一个差别。
再看看佳能。佳能是卖照相机的，但是因为高清镜头手机的普及，照相机产业日子越来越难过。佳能也开始转型，你根本想不到，佳能现在在参与研发小型火箭。因为大型火箭的投入太大，佳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拿了50%的股权，聚合了一些日本主要的电子与军工企业，在研发小型火箭发射商业卫星。佳能把东芝的医疗设备公司买下，还开始投身医疗产业。
其实日本转型最成功的一家企业是富士胶卷。我们年轻的时候拍照片只有两种胶卷，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胶卷。现在柯达死了，富士胶卷还活着。为什么呢？富士胶卷把它做胶片的膜技术提炼出来，用于生产化妆品。同时，他们在研发新药。也就是说，富士胶卷从一家面临淘汰的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为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像柯达那样死掉。
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日本现在致力于彻底克服癌症堡垒。2018年获诺贝尔奖的本庶佑教授，他研究的成果很有意义。癌细胞和人体的正常细胞之间相互碰撞以后不会产生融合，也就是健康细胞无法消灭癌细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本庶佑教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终于发现癌细胞裹了一层蛋白质。他于是再与医药公司合作，发明一种药，可以把这个蛋白质打掉，使健康细胞可以对癌细胞发动进攻，最终把癌细胞消灭掉。现在这款新药已经开始出售了。日本2万多病人使用了这款新药以后，总有效率达到30%。本庶佑教授自然不满足，他希望今后人们可以像治疗感冒一样，吃几片药、打几针就可以治愈癌症。所以，本庶佑教授将自己未来的专利所得和诺贝尔奖奖金拿出来，凑了1000亿日元，相当于60亿人民币，设立一个医学研究基金，最终要攻克癌细胞。
在专制统治下的社会，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归纳起来，无非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奴隶和奴才。
皇帝仅凭自己一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的需求，而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
梁启超
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类，一类是身奴，另一类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心奴又被称为奴才。奴才，奴隶中有才能者也。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隆恩。即使眼前一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一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
主子和奴隶是绝对的，而奴才是相对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隶面前又摆出主子相。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奴才连灵魂都出卖了。奴隶一旦做了主子，对奴隶也许还有恻隐之心；奴才一旦做了主子，对奴隶比原来的主子还厉害。
梁启超认为，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同样自居于奴隶。更可悲的是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反觉其乐。甚至有人见他人不奴隶反而嘲笑之。
鲁迅
鲁迅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